Tuesday, March 06, 2018

历史翻到了691这一页 ——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旧址纪行(四)

文章提供:海凡
图片提供:海凡


(四) 武装斗争之路


我是1976年10月上山参加部队。从吉隆坡驱车辗转到边区根据地,抵达第十二支机关队第三中队,正好赶上了第七期新战士学习班——整个七十年代第三中队曾举办过八期新战士学习班,而人数超过六十人的,具有如此规模的,这却是最末的一期了。


(新战士学习班肄业证书与学习材料)

也许有人会奇怪,76年新马两地的社会趋于稳定,经济蓄势待发,怎么还会上山?这是许多年后回顾产生的疑惑,而这却显然是后见之明。因为后来80,90年代新马两地发展起来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矛盾缓和了,新加坡甚至进入发达国家之列。但在70年代,谁能预见那样的前景?那时是百废待兴,工业化的启动,国际游资涌入,劳动密集型的工厂纷纷建立,阶级贫富悬殊,劳资关系紧绷。我脑海里烙印着这样的图景,那年我读高中,和朋友顶下裕廊工业区夜市的一个书摊,黄昏时分,踩着脚踏车,载着书刊要到几公里外去摆摊。半路上,总会与从建筑工地收工回来的母亲相遇。她也踏着脚车,在马路的另一边高声喊道:要小心哦!然后匆匆分头而去。我们都感受到身后那咻咻作响的生活的鞭子。国家应有怎样的愿景?人民要过怎样的日子才合理合宜?对劳苦大众来说,明天是什么样的?在哪里?

1975年的东南亚发生三件区域大事:4月份,红色高棉解放金边;同月,南北越重归统一;12月,老挝成立了人民民主共和国!所谓的“多米诺骨牌论”一时甚嚣尘上。这样的形势在当时极大鼓舞了向往社会主义的青年。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在国际上狂飙似地掀起激进的思潮。只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才能解释革命之声电台那把高昂铿锵的声音。新马泰不少热血青年走上革命道路,选择上队践行对一个社会理想的憧憬,不少是出于革命之声电台对他们的影响和召唤。

从近年来出版的文献,人们注意到,奉行武装夺取政权的路线,马共的领导层也并非一锤子定音,而是经过了一番波折。


改变斗争路线


1955年12月底,华玲和谈失败后,马共进行的抗英战争,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兵员伤亡惨重,环境越来越险恶。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宣告独立,在这种形势下,马共中央于1959年10月在昔罗召开了会议,决定转变斗争方式,采取偃旗息鼓、等待时机的方针,同时决定派马共总书记陈平以及李安东、陈田等中央领导人出国,研究马来亚革命问题,开展国际活动,加强与各国兄弟党的联系,以争取国际援助。

而此时,原本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秉持“和平共处”外交路线的中共,除援助越南外,对东南亚各国的革命是保持克制的。中共的这种克制,随着1960年中苏关系全面决裂而发生变化。中共认为真正的革命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理应承担起推动世界革命的历史责任。中共需要透过对其他革命党的支持体现国际主义义务,在周边的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成为中共外援的主要对象。


获财援解除财务忧虑


1961年6月,当陈平等人辗转来到北京,他们与当时任中共总书记的邓小平会谈时,事情出现了始料未及的逆转。邓告诉他们,东南亚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从战略上看,整个地区的形势对他们在马来亚长期来所从事的武装斗争,将变得成熟。他极力要求马共在这个时刻绝对不要转变方针。必须利用整个东南亚即将发生的变化所带来的机会。邓也对马共寻求直接财政援助的建议表示支持,使马共第一次解除了财务上的忧虑。

 马共中央再一次面对转折关头,要改变 18个月前昔罗会议制定的政治斗争路线,重新恢复国内武装斗争。他们不是没有迟疑,“这一次我们得到中国承诺财政援助。然而,这就足以推翻之前的论据吗?……如此积极的决定背后,多少带点勉强。毕竟我们1959年的昔罗决议,并非突发的奇想,而是做了许多分析和自我批评的结果。”(陈平著《我方的历史》第389——390页)


(1965年毛泽东于武汉接见陈平。照片引自《我方的历史》)

1961年9月,马共举行了第十一次扩大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重新确立“将武装斗争进行到底”的路线,发布了“积极坚持,逐步发展”的《新方针》。“自1961年底至1966年5月,全党全军坚决贯彻落实新方针,英勇奋斗,党军开始逐步发展和壮大。部队人员从300人发展到800人;共青团少先队员发展到3000人;在我们的周边地区还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多个支部、农会、妇女会等,群众支持革命和拥军活动遍及了根据地每个自然村,打破了敌人数次大小规模的围剿。” (阿成回忆录之五《一路艰辛向前走》第333页)

于是,拥有一个宣传阵地,一座地下广播电台的构想,提上了议事日程,随着外事工作的开展,从越南到中国,一步步成为现实。

历史翻到了691这一页 。

(691基地原主要建筑及设施示意图。照片取自网络)

(691基地原主要建筑及设施示意图)

相关链接

2 comments:

郭 said...

海凡君说得不錯,七十年代生活不容易,吃不饱餓不死。70-72年我住在亨德申弯大牌104,楼下不远处有三,四摊非法小贩,时不时为了跑地牛推着摊子瘋狂地跑,有时来不及跑就会被罚款;看了都很气,这些人不偷不搶,憑自己的劳力赚钱,却还要受这般的对待。我77年出来打工,月薪二百左右。76年“生活剧社”搬到了香港街,晚上有一档煮炒,就是后来的“香港街珍记”;别以为有一档煮炒在楼下就可以夜夜享受美食,那时大家收入低,哪里有錢吃煮炒,最多是和伙伴打包一包河粉另“加底”(加粿條)五毛錢,二人一塊吃。那时的河粉很地道,现在很难找到这样美味的河粉了,很怀念。还有旧同济医院前的小贩,都是我们参加活动后前往聊天吃喝的地方,真希望时光倒流。

郭 said...

我忘了讲,那包河粉连“加底”是$2.50。在七十年代,除了日子不容易过,我们这些华校生还被英校生歧视,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大概是在70或71年,我还在念中学,有一天到亚历山大邮局买邮票(这间邮政局现还在亚历山大路),刚踏入就听到一阵骂声,只見一位邮局男职员穿着长袖衣,打着领带,用英语在叫骂,大意是我不懂福建话,别对我讲福建话。只见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妇女委屈的低声对人说,我不懂红毛,不知要怎么办;看来是这位老妇女是来邮局办点事卻不懂说英语,沒有一个职员睬她。幸好有一位男士,也是穿長袖打领帶的用福建话问清楚她所要办之事,然后告诉邮局职员。我当时十分生气但又害怕,怕邮局职员听不懂我的英语不卖邮票给我。离开邮局后,总觉得不懂英语就像猪狗一样;那时会产生推翻政府的想法也沒什么奇怪。
上星期六到“城市书房”听讲座,有幸遇到海凡君,很想上前打招呼,又觉得有些唐突,最后以微笑点头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