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ly 28, 2017

从田园风光步入摩登时代的淡滨尼(Tampines)

原文刊登于《源》2017年第2期,总126期,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

翻天覆地的变化


淡滨尼最为人熟悉的是地铁站旁三座人气鼎盛的大型购物商场,人潮跟乌节路不遑多让,几乎无时无刻都一样人潮涌涌。今年淡滨尼将会开放多两个地铁站(淡滨尼东和淡滨尼西),到时是否会分散现有的人潮,或是方便更多人乘坐地铁到市镇中心活动?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淡滨尼中心)

淡滨尼市镇占地1,200公顷,比乌敏岛多出约五分之一的土地。这个现代化的卫星镇于1979年开始发展,目前有将近7万间组屋和24万居民,成为新加坡最大的组屋区之一。成熟的组屋区仍然处于扩张状态,规划中的未来大计是拓展多约三分之一的住屋。

若说淡滨尼的地方大,昔日的淡滨尼则更宽广了,巴耶利峇机场的跑道和部分的白沙组屋区都是淡滨尼曾经拥有的腹地。10公里长的淡滨尼路从后港六英里(Upper Serangoon Road)衔接到樟宜路上段(Upper Changi Road),一路上胶林椰雨、村庄神庙、畜牧农耕、鱼塘沙场,田园风光尽入眼帘。

旧日的淡滨尼也有摩登的一面。上世纪50年代,南安会馆创始人之一的张金荣在淡滨尼创建了“张源春别墅”,居民称它为“源春园”。源春园建在惹兰源春(Jalan Guan Choon,现在的白沙Livia 公寓地段),内有游泳池、果园、度假屋、儿童游乐场等,可能是本地最早的综合度假胜地。张金荣把园地开放给民间使用,每到周末人头攒动,好不热闹。

1960年代末,淡滨尼增添了另一个综合娱乐场所“金宫度假胜地”,度假村里的金宫别墅、海鲜馆和夜总会座落于现在的白沙购物中心地段, Pasir Ris Drive 1公园里的钓鱼池曾经是深受欢迎的金宫泛舟池,为东部居民带来欢乐。

1970年代,山芭地方逐一让位给国家建设。钢骨水泥新建筑需要大量沙石,带旺了淡滨尼的采沙业。没多久沙采完了,组屋迅速取代了原有的沙场。


(金宫度假胜地的泛舟池。图片由郭义珠及家人提供)


乡居生活


山芭居民的生活多数围绕着村落、庙宇和学校,不过各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在东部生活了一辈子的洪袖宝的老家就在金宫旁。他亲眼看着金宫在短短四年内崛起与陨落,早期沙场挖出来的深坑则由泛舟池转型为鱼塘。鱼塘主人到新加坡河畔收集夜香,回来后一股脑儿倒进池塘里,鲫鱼、松鱼、鲤鱼都养得肥肥大大。某一年接连下了几天豪雨,鱼塘水满淹过陆地,鱼儿游入百姓家,池塘里的夜香也跟着入户,好不狼狈!人们常说淡水鱼有泥味,可能还增添了夜香味,印证了自然界再循环的道理。

国家博物馆导览员黄坤浩回忆中的淡滨尼六英里的乡居生活是这样的:每逢涨潮的夜晚,亚答屋外的萤火虫特别多,一闪一闪的在夜空飞舞,俨然满天星斗。即使是夜间在屋外捉迷藏,也不愁会迷失在红树林旁的小沟边。夜色苍茫下,还可抓到掠过脸庞的星火。将萤火虫小心翼翼地放进瓶子里,照亮了床头,带引着一家人进入梦乡。

山芭神庙多,几乎每条村落都有善长人翁捐钱建庙。乡村没有路灯,演酬神戏的时候发电机将五颜六色的灯泡点亮,照耀着黑黝黝的夜空,到庙前看大戏成为村民的集体娱乐。木桩板块搭建的戏台锣鼓未响,卖零食和“燕窝水”的小贩已抢先热闹起来。来自四面八方的村民扶老携幼,有些烧香看戏,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为的是逛夜市或者会情人。戏演完了,凹凸不平的乡间小路往往叫人摔上一跤。如果碰到涨潮,沟渠淹水,大家还必须卷起裤管淌水而过。这种披星带月为看戏的乡野情趣,恐怕已经“失传”了。


当淡滨尼还是新镇的时候


对于上世纪80年代初淡滨尼新镇刚落成的日子,老居民刻骨铭心。当时淡滨尼属于远郊,讲得豪气一点就是边疆,只有10号,23号和28号三条“长途”巴士路线,川行至裕廊、乌节路和中央医院,到其他地方都必须中途转车。我在大巴窑的电子厂工作,天还没亮就赶唯一的内线巴士,乘客紧贴着身子站在楼梯口上,司机让车门开着,车子徐徐向前移动。挤不上车的时候只好连跑带跳,挥汗淋漓地冲到总站。

回家的路似乎很漫长,眼睁睁地看着一辆辆载满归人的23号双层巴士走过,只好学会欣赏天空从蔚蓝到深蓝的变化,踏进家门已经是晚间八点多,真是名副其实的起早摸黑。

那个时候的巴士总站设在淡滨尼五道(Tampines Ave 5)新加坡电讯公司(Singapore Telecom)的大路旁,四周是等待开发的黄泥地。下雨天是最狼狈的时候,即使步步为营还是免不了泥足深陷,踩着一把泥渣追巴士。日后有了巴士转换站,公交服务日趋完善,居民总算守得云开见月明。


圆巴刹


从路边巴士总站越过马路,就是驰名的淡滨尼11街大牌137座圆巴刹了。淡滨尼新镇刚建立时,圆巴刹就是淡滨尼的中心,拥挤的人潮带旺了周遭商店的买气,肯德基和Pizza Hut餐店不落人后,眨眼间在原地守候了30多年。

1980年代末,“淡滨尼中心”移至第四道的“百美超市”。90年代中,现代化购物中心落成,淡滨尼中心再度转移阵地,成为今日的格局。

圆巴刹是个结合了熟食、湿巴刹和商场的好地方,多年来大部分商贩摊主坚守阵地,亲眼看着老顾客开支散叶,感情特别深厚。许多居民还是对湿巴刹情有独钟,将圆巴刹当作感情联络站,也是邻里的生活气场。自从组屋区不再兴建湿巴刹的条例出台后,这座淡滨尼唯一的湿巴刹更显得珍贵。

60多岁的明记烧腊摊贩陈永洲和王惠珍虽然十多年前才进军淡滨尼,但夫妇俩性格开朗,态度友善,很快的跟顾客打成一片,他们的烧腊成为我家每年除夕团圆和初二开年的桌上佳肴。新年见面,一声“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所包含的是多年累积下来的情意结。


(淡滨尼圆巴刹)


淡滨尼联合宫与洪仙大帝


上世纪70年代起,淡滨尼的山芭陆续被政府征用,民间庙宇都受到迁徙的影响。向政府投标租用规划出来的庙宇地段,高昂的费用是主要绊脚石,许多庙主和理事们对于神庙的去留都深感焦虑。他们考虑到这些神庙是早年村民联络感情的场所,也是民间信仰的精神寄托,因此决定集资兴建了十二间庙宇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淡滨尼联合宫(淡滨尼21街),让老街坊再续前缘。


(淡滨尼联合宫)

本地的神明一般上都是跟着先民从中国的家乡下南洋,联合宫里供奉的洪仙大帝(洪仙公)则是个例外。洪仙大帝信仰集中在新加坡和柔佛州南部,在中国追查不到神明的来历,柔佛以北也较少供奉。

洪仙大帝的来历有好几个本地版本,有人说洪仙原为姓洪的大埔人,甚受百姓爱戴。大埔毗邻潮汕,因此受到潮州人尊崇。也有人猜测洪仙与洪门会有关,洪仙大帝的神座两旁有对联“洪恩日月开仙殿,大地河山壮帝君”,洪门的含义相当明显。

根据淡滨尼联合宫顺兴古庙管委会记载,供奉洪仙大帝的古庙于咸丰元年(1851年)创建。早期的淡滨尼森林稠密,人烟稀少,时常有老虎出没,伤害村民。有一名村民上山砍柴时不幸遇虎,祈求虎爷开恩,让他下山买个猪头给老虎吃。老虎走到山下的芒果树下等候,竟然被一些不知情的村民打伤了后脚,匆匆逃入深山。那位虎口逃生的村民提着猪头回来,为了遵守承诺,决定带着猪头上山找老虎。几年后,淡滨尼村民经常看到一位自称为洪仙大帝的神明,骑着三只脚的老虎出现在芒果树前。于是村民在那儿兴建了一间茅屋,安奉洪仙大帝,自此虎患消失。相信这是新马供奉洪仙大帝的首间庙宇。

数十年后,来自福建诏安顺兴的村民将这个乡村取名为顺兴港。1924年新庙重建落成,取名顺兴古庙,座落于惹兰洪仙公(Jalan Ang Sian Kong)。那是现在的Pasir Ris Drive 8与淡滨尼高速公路的交界处。

通过洪仙大帝,我们可以联想到一百多年前,淡滨尼跟新马其他地区的荒芭一样,先民往往因虎患而深感不安,于是衍生出能征服老虎的洪仙公来保平安。

19世纪中叶,花柏山下安居的天猛公伊布拉欣(Daeng Ibrahim)决定将新加坡河流的港主制度带到柔佛,吸引了大批在新加坡打拼的华工,尤其是潮汕人前去开荒。柔佛港主时代传承至今的洪仙大帝信仰,应该与新加坡华人当年渡海移居到柔佛有关。


(洪仙大帝可能是源自新加坡的神灵)


电影制片厂


民间的文化事业上,淡滨尼曾为本地的电影业贡献了一份力。

战后的新加坡是个马来电影制作中心,邵氏马来电影公司(Malay Film Production,1947-1969)和国泰克里斯公司(Cathay Keris,1953-1972)在1950和60年代制作了260 多部马来电影。马来电影业因为1960年代的马印对抗而告终。

早年的马来电影以马来传奇人物与爱情故事为题材,后来有战争片,油鬼子与僵尸片。马来电影工作者认为电影带给大家娱乐之外,还应该带动社会发展,所以后期的马来电影多数以当时的社会素材为主线。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穷小子与千金小姐的爱情故事,经过重重波折后有情人终成眷属。观众受到感染,对未来充满希望,纷纷走入电影院,戏院老板也很开心。

邵氏的马来电影制作主要在马里士他的Jalan Ampas摄影棚进行,大家在马里士他寻宝时,可以参观这个老地方,至于国泰克里斯在淡滨尼的罗弄杜武(Lorong Tuwu)开设的制片厂则已经消失。对比了旧街图,可以断定制片厂位于现在的淡滨尼路的九仙宫附近。那里除了九仙宫,还有一整列庙宇包括驰名的仙姑殿,仙姑殿对面有IKEA,COURT 等霸级商场。

国泰克里斯跟邵氏不遑多让,造就了许多电影与配乐人才,其中一位是朱比赛 (Zubir Said)。朱比赛不理父亲激烈反对,从印尼来到新加坡搞音乐,父子关系越闹越僵。1959年新加坡自治,朱比赛写了新加坡邦歌,后来演变成国歌。吐气扬眉之后,父子关系也变好了。朱比赛追求个人理想的经历其实就是当年的社会缩影。


(九仙宫一带可能就是前国泰克里斯制片厂的原地)


农民公学与侨南小学


战后的年代,华社纷纷开办学校,为日治时期大量失学的孩子提供正规教育。位于现在淡滨尼11街的农民公学同样在战后由热心人士创建,校舍是日本宪兵留下的仓库。

学校规模虽小,但在超过30年的岁月里栽培了上千名学生。简陋的学校在1970年代悄然走入历史,但它依然活在昔日学生的记忆里。老校友王永炳记得那里鸟语花香,他们甚至将课室搬到户外,在胶林上课,朗朗的读书声与鸡啼犬吠相映成趣。

根据校友的反馈,农民公学的校园就是侨南小学的所在位置。创校80年的侨南小学因为收生人数不足而在2014年关闭。侨南校友会就此向教育部请愿,希望能重审当年保住校名的“旧约定”。原来当年政府施行国民型教育,侨南跟许多民间创办的辅助学校一样,华校生骤降,面临关闭的命运,只好将学校交给政府管理,条件是保留“侨南”校名。

1980年代,侨南从巴耶里峇(Paya Lebar)搬迁到发展中的淡滨尼,可惜30年后再度面对学生不足的情况。这回教育部没有与校友会联系协商,而是直接将侨南除名。校友认为侨南创办人王希元在日治时期坦荡荡地表明自己是一名教师,结果在检证时被日军枪毙了。他为教育洒热血,体现了侨南办校义无反顾的精神。如今有关方面以“事后通知”的方式结束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不难理解校友复杂的心情。


(侨南小学的所在地原为农民公学,两间学校都避不开关闭的命运)


淡滨尼树公园


谈了这许多,淡滨尼这个名字到底来自何方?1828年印制的Franklin地图上,淡滨尼是一条名为“Tampenus”的河流。无论淡滨尼是河流、路名或是市镇,名字都来自早期生长在这个地区的淡滨尼树。据说早期的华族居民把淡滨尼叫做“Teng Puay Ni ”,即福建话“硬皮”的意思,取义于淡滨尼树灰褐色的树皮外表粗糙,树身坚硬。


(1828年的Frankin地图上,有一条名为Tampenus 的河流)

上世纪90年代中,淡滨尼已经发展为成熟的市镇,当局在淡滨尼33街开辟了淡滨尼树公园(Tampines Tree Park),种植淡滨尼树。如今小树长大又长高,让街坊认识真正的“淡滨尼”。


(淡滨尼树)

三年前公园内设置了“王耀标纪念椅”,它跟尼诰大道地铁站息息相关。十多年前,尼诰大道突然倒塌,四名在30米地底下挖掘地铁隧道的工作人员不幸身亡。侥幸逃生的员工说,工头王耀标忙着协助工人逃生,最终自己无法脱险,长埋在尼诰大道地铁站底。王耀标纪念椅除了表扬民间英雄外,实际上亦是血的记忆。


(王耀标纪念椅)

纪念椅的设置仪式上,该区时任议员伍碧红说了感人肺腑的一段话:“(王耀标)把其他人的生命和利益置于自己前,没有衡量比较新加坡人和客工的生存价值,在那危机的一刻,他选择去救客工。” 当年获救的其中三名客工出席了这个纪念仪式,他们还记得当年的四名死者中王耀标埋得最深,基于搜寻队伍的安全考量,最终放弃搜索。

淡滨尼这个现代化家园失去老地标,只能凭着老人家的记忆片段和旧街图寻寻觅觅,以及一些处事方式上所渗透的人情味来弥补失去的遗憾,或许这些人文价值才是淡滨尼迷人之处。

主要参考资料
1. 陈秋华,“保校”,《联合早报》2014年3月23日。
2. 黄坤浩,“姑妈的妈祖宫”,《联合早报》2012年9月3日。
3. 梁淑晶,“淡滨尼-树名变路名”,《联合晚报》2016年2月26日。
4. 林纬毅,“庙宇整合的典范---淡滨尼联合宫”,18期狮城道教季刊,新加坡道教总会出版。
5. 谢燕燕,“淡滨尼 胶林椰影变宜居模范”,《联合早报》2015年11月23日。
6. 谢燕燕,“心中的家园版图”,《联合早报》2015年3月22日。
7. “新加坡的洪仙大帝信仰”,《星洲日报·星洲网》,2012年5月27日,http://www.sinchew.com.my/node/1273518
8. “寻找张金荣与他的张源春别墅”,http://www.jnyng.com/Item/75967.aspx
9. Key Statistics. HDB Annual Report 2015/2016,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10. Tampines: From swampland to modern regional centre, Straits Times, October 17, 2016.
11. Vanishing Memories – A Golden Palace at Tampines, Remember Singapore, November 11, 2014. https://remembersingapore.org/2014/11/11/former-golden-palace-resort-at-tampines/

相关链接

Tuesday, July 25, 2017

木薯 岂能相忘于江湖?(文章转载)

作者:海凡
原文刊登于《星洲日报·星云》“恍如隔世”专栏,2017年6月27日
照片是本博客网主添加的

除了生活在雨林里的阿沙族——也称作“先奴伊人”(Sinoi)的原始族群,在新马两地,吃木薯最多的,看似要数我们这群人。虽说我们的长辈在日佔时期曾不得不以木薯充饥,但也仅仅度过三年零八个月。而以我为例,除了上队初期,刚刚开芭种植,木薯尚未能掘取,以及日后部分山交行军,支援突击队,执行军事任务,或是分配在民运……其余在大部队的日子,基本是杂粮饭,杂粮又以木薯为主。每人每天大约要吃掉一公斤左右木薯。十年3,650 天,每人消耗的少说也几千公斤。

木薯,原产于美洲巴西亚马逊河流域。据社会学家考据,远在1400 年前,木薯曾经和玉米,同是南美玛雅人的主食。作为热带作物,它与马铃薯、番薯一起,成为人类最普遍食用的三大薯类之一。

但在我们这片热土,除了对“先奴伊人”,它从来没有成为主粮,它的命运和战争捆绑一起,总是在困厄中,在烽火中才显现它的价值!

小时候住在乡间,偶尔也吃木薯,但父母亲不忘告诫:木薯好吃,不能多吃,会腿肿无力的。为了加深印象,还会说起日本侵占时期,因为三餐吃木薯而周身水肿的苦况。烙下的印象是,这种食物,不得已才吃。

那么,部队同志天天,年年木薯,这却如何克服?

据说也曾为此在国外请教专家,从实验室里寻找答案。原来木薯的块根含有一种叫氰基苷的毒素,生食或多食会破坏人体健康。而毒素就存在于去皮后木薯表层的水囊部位,只消在烹煮之前,刮除表层的水囊,就能长期大量的安全食用。


(去皮后的木薯表层的水囊部位,有一种叫氰基苷的毒素。烹煮之前刮除表层的水囊,就能安全食用了)

部队吃的木薯,无论是最日常的,被称为“白斩鸡”的水蒸木薯,木薯饭,木薯糖水,还是制作木薯糕点,都先经过这一道简单的工序。因此,从来没有吃木薯产生的病情,只有没有木薯吃造成的问题。

然而,对远在我们之前,世世代代就以木薯为食的阿沙民族,他们又如何解决这道难题?当年我就曾经问过,却始终不得其解。令我迷惑至今的是,吃木薯中毒,要量多而长久,他们是如何发现,中毒的秘密,就藏在表层的水囊里?

偶然发现?还是天启?

木薯的优势,是易种易长,产量丰富。只消把木薯梗砍半尺来长,打横埋入大火焚烧后的芭地里,基本无需施肥照顾,八九个月后,即可陆续挖取,每一株挖得二三公斤薯粮。一个绿波荡漾的木薯芭,能源源供应部队两三年的粮食。

木薯当然也有它的缺点,除了包含毒素,它还不像番薯或马铃薯,可储存几个月至大半年。木薯离土后三五天至一星期就要发黑发霉,就算煮熟后亦不能存放多天。

因此,先奴伊人吃木薯,一般是炭烤木薯(tot ubi kayu),在火塘里烤熟新鲜食用,类似于煨木薯;另一做法是做成干粮,称为乌蜜苏(Ubisop),可以存放几个月。

寻常日子,芭场总有一组同志耕作守卫,部队隔天派小组去挖木薯背菜。当敌人进山围剿,部队撤离,运输线被掐断了,木薯不易储存的缺点,就大大困扰着筹措口粮的总务组,因为,木薯芭就在那里,既是一个目标,更是一个陷阱,不知有多少管枪口在窥视,瞄准!芭场,可望而不可即。能够突击一次大量挖取,却如何使木薯保鲜不会腐烂变质?

后来终于摸索到门道,将抢收回来的木薯整理排列,重新下地,一层层以泥土隔开埋藏,要吃时再逐日挖出,这样可至少保存二三十天。于是部队动员几十人的木薯抢收大队,傍晚悄悄逼近芭边,黎明前摸黑挖出木薯装进竹篓,赶在第一线曙光降临前撤出芭场。运回的千多两千公斤木薯,解决了部队整个月的粮食。

记得那年中秋节前夕,我参加一个工作小组,潜伏在芭边,把从芭场抢收回来的木薯,擦成粉屑,精心碾成了月饼皮,包裹着以红薯泥作的馅料,用炭火细细烘烙,制成一个个金黄色,外皮酥脆,内里松软,寄托着胜利团圆心愿的月饼,送回部队。在那连木薯皮都要切成细条,经过几轮焯水去毒,再加入咖喱粉,定量分配充做午餐充饥的日子,这样的月饼,不啻是一种丰盛,一种奢华,一种来自木薯芭的恩典。

当它被捧在手里,一小口一小口的品尝着,内心充溢着难以言喻的感动。听着远处隐隐传来的炮声,抬头仰望雨林上空的一轮圆月,流水般倾泻下来的淡青色的月光,笼罩着、浴浸着,恍惚如无尽的情思……

岁月走远了,往事迷蒙了。而对木薯的背影,却是长久地情牵,凝注。

如果吃惯了母亲的菜,会成为心头爱,那么,对于在匮乏中发挥能量,在灾难中展现风华的木薯,曾经相濡以沫,又岂能相忘于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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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林告诉你

Friday, July 21, 2017

教我如何不想它

2017年度华语运动开锣,活动宣导的大标语“听说读写”的读,竟然变成为亵渎的“渎”,活动主宾傅海燕(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被安排站在“渎”后,非常戏剧化。


(读是个常用字,渎则是个贬义字。图片来源:互联网)

“读”是个简单的中文字,可是精英们竟然无法分辨“读”与“渎”,除了凸显中文程度惨不忍睹,审查机制严重疏漏外,社群网络纷纷热议,认为这项失误等于是在亵渎华人文化。这类一年一度的中文活动形式远远大于内容,更何况用错了这么普通的文字的,正是鼓励国人使用标准华语的单位。

眼尖的网民传阅了另一则盛港西国会议员蓝彬明访问选区的告示,蓝彬明的身份为国会“仪”员,有人讽刺国会需要殡仪员,将中文送入火化场;有人认为新加坡已经失去对中文的尊重,需要一名“礼仪员”来指导等。


(国会“仪”员的笑话。图片来源:互联网)

这些事件使我想起2013年9月所发表过的心声,对本地使用中文的人士不受尊重,表达了个人看法。当时本地中文媒体都跟进了,多个国际平台亦转载了相关讯息。政府当然必须摆出架势,多名部长出面,说要提高中文与翻译水平等,轰轰烈烈地推出一系列宏观的“补救措施”。舆论压力过去后,一切都恢复“正常”。这是过去数十年来新加坡的政治生态。


南大初建时


爱过才知情重,这种情意结不是“精英”所能理解的。

我在个人收藏中找到了一张颇具时代意义的旧照,照片中的印刷工友来自水仙门禧街(Hill Street)的德盛印刷所,以及中华总商会对面禧街与陆佑街(Loke Yew Street)交界的中南印务所。背景为南大文学院。


(一群印刷工友到兴建中的南洋大学参观,背景为文学院。1955)

其中一位尚健在的老人家说,工友们对使用中文的东南亚第一所中文大学充满期待。民间创建的南大的泥潭多过建筑物的时候,已经兴致勃勃地前往参观,并为贡献了自己微薄的薪水而深感自豪。

如今,照片中多人已不在人间,如果知道当下的南大食阁与超市禁用中文,不准播放贺年歌曲,是否会从某处跳出来?

联合晚报(2017年6月21日)率先报道了前中文大学的所在地禁用中文的消息后,当局数次修改声明,一会儿说英文乃行政语言;一会儿更正说没讲过不能使用中文;一会儿表示沟通上出现问题,只是一场误会;一会儿表示摊贩可以加上中文字,更换招牌的费用由南大负责;一会儿自圆其说南大是一所双语学府,不可能不允许使用中文;最后的声明表示将花上个来两个月的时间来调查。简单地说,就是找个职员来吃死猫。

本来SELECT GROUP(胜乐集团,食阁的经营者)和PRIME(百美超市)四面受敌,如果两家业者闭嘴,可能南大中文风波就可不了了之。偏偏两者都不愿充当时代的罪人,开口为自己辩护,真理才浮出水面。


很多人会喜欢他?


关于政府一意孤行,让中文凋谢的论点,网友继续挖出更多旧闻。譬如《联合早报》1984年11月14日的报道:
(李光耀)总理说,华人会讲华语和看懂华文,是精神上的重要鼓励,使人有信心,并觉得自豪。
但是,他说,我们不需要懂得三、四千个中文字,不需会背四书五经,只要会讲华语,了解自己的背景,就是最起码的基础。
他说,目前双语政策的最重要目的,是不放弃华语,使华语保留下去,但是水准不是最重要的,只要大家常用,会讲、听、看、读;至于写,只要懂得写法就够了。
总理认为,很少学生毕业后,需要写华文字,除非是在华文报当记者。
经过整合的《联合早报》尝试寻找一条中文的活路,2014年7月7日的《提高华语文的社会地位》的社论文章踩着地雷,先由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新闻秘书张俪霖出面反驳,再由李显龙进一步阐明立场:“把现在的社会和语言环境跟50年代的环境相比,是不恰当的。在一个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环境里,能把国人的华语文水平维持在今天的程度,已经不容易了”(联合早报,2014年7月11日),这番话为新加坡中文的茫茫前路划下了句点。

上世纪50年代是什么景观呢?1950年,新加坡的华校都是民间创办的,共349所,华校生67856人,占了58%。四种语文源流平等对待的“共同权力”,到了1965年8月9日当新加坡被迫独立时,发生了“巨变”。1959年华校生只占全国新生人数45.9%,已经不过半;1978年只有11.2%。

1979年的《吴庆瑞报告书》决定了今后新加坡的学校走向英文第一语文、华文第二语文的统一源流。1987年,最后一批华校生中学毕业,末代华校寿终正寝。

《消失的华校展》(2014年)引述前总理李光耀的另一番话:
当时反对以英语作为全民共同语言的声浪,是持久不息的。许多讲华语或方言的家长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有浓得化不开的情意结。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英国人统治时期,他们的子女能从小学到大学,完全接受华文教育,而在自己的民选政府管理下,子女却必须学习英文?他们不明白在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没有办法不承认英语是唯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的语言。
其实人们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打压英文以外的其他语言。

英文是世界语言,是我们掌握科技、沟通各种族的桥梁,这是事实;至于过度强调英文的经济价值,我们不妨放眼亚洲,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泰国都不是高度使用英文的国家,但经济发展非常蓬勃;菲律宾以英语取代他加禄语(Tagalog),印度长久以来是英国殖民地,他们的达官贵族都没有英文的难题,但这两个国家并没有跻身亚洲四小龙行列,或者以国家的版图与资源而崛起成为经济强国。

为国家吸引外资,带动经济发展的要素是政治稳定、宗教与种族和谐、公正廉明的政府及刻苦耐劳、跟统治者互相信任的人民。印度的宗教冲突、菲律宾的共产党、回教徒与政府军的纠纷及统治者的贪污、争权夺利,才造成他们今日裹足不前。因此,英文是重要的生存工具,但不是国家成长的主要因素。

历史没有如果,我们没办法证明如果当年英文教育政策不成功,新加坡会不会像今天这样。但世界上其他成功的非英语为主的城市如东京,首尔,香港,台北和近年来的上海、北京,有因非英语为主而和世界的进步脱节了吗?


麦考利主义?


网民针对我的一些相关文章提出反馈,这里是其中两则:
语文是统治的工具,这里头除了实用主义考量,恐怕也有统治角度的考量。大清以异族入关统治汉人,他们哪个皇帝不懂汉文化?康熙雍正乾隆不都是棒棒哒?他们能任由你们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用他不懂的语言说事?
听过Macaulayism(麦考利主义)吗?了解麦考利主义,就能够明白十九世纪初英国人怎样用英文文化来统治印度。多年以后,麦考利主义显然被巧妙地运用,在本地发酵了。
何谓“麦考利主义”?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外派到印度,担任孟买公共教育委员会主任(1834-1838)。他在备忘录中说:“现在我们必须尽力促成一个印度阶层的形成:一个可以充当我们和我们统治下百万印度人之间沟通者的阶层,一个血统和肤色上的印度人,而品味、观点、伦理道德、智力上是英国人的阶层……”也就是通过英文教育,培养出一个崇尚英国文化的印度统治阶层,也有学者把它称作“语言精英主义”策略。

麦考利主义是否早已渗透本地高层呢?


莫愁前路无知己?


中文被边缘化是本地大环境的格局,使用中文的人士普遍认为本地中文顶多只剩黄金十年,当最后一群能够自信地驾驭中文的华校生老了,没有太多精力了,就到了“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时刻。

结局是否如此,十年后我们若能相逢,再把酒追探昔日事。
民间流传着这么一段可能是自创的三国野史:
在一次宴会上,周瑜对诸葛亮说:孔明先生,我吟首诗你来对,对出来有赏,对不出杀头问罪如何?诸葛亮从容笑道:军中无戏言,请都督说。
周瑜大喜,开口便道:“有水便是溪,无水也是奚。去掉溪边水,加鸟便是鷄。得志猫儿胜过虎,落魄凤凰不如鷄。”
诸葛亮听罢,心中暗想,自己身为蜀国军师,今日落入周瑜之手,岂是落魄凤凰吗?便立即吟诗以对:“有木便是棋,无木也是其。去掉棋边木,加欠便是欺。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鲁肃早已留意这场龙虎斗,见周都督意欲爆发,急忙劝解道:“有水也是湘,无水也是相。去掉湘边水,加雨便是霜。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周瑜怒气未消,他更换内容,又吟诗:“有手便是扭,无手便是丑。去掉扭边手,加女便是妞。隆中有女长得丑,江南没有更丑妞。”
诸葛亮听了知道这话是在嘲笑自己的夫人黄阿丑长得丑,便立即应道:“有木便是桥,无木也是乔。去掉桥边木,加女便是娇。江东美女大小乔,铜雀奸雄锁二娇。”
剑拔弩张之时,鲁肃在一边和了句:“有木便是槽,无木也是曹。去掉槽边木,加米便是糟。当今之计在破曹,龙虎相斗岂不糟。”
周瑜见鲁肃调解,无奈收场。
借古喻今,倒想凑上一脚:

有金便是银,无金便是艮。去掉银边金,加木便是根。仪员亵渎文化根,牙龈齿断更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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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ly 18, 2017

Plymouth experience #2: All that jazz

Author: Lee Kah Yuan Jocelyn

The quote, “life is not a bed of roses”, is an accurate statement. There were fun times throughout my studies – hanging out with my friends till the wee hours, impromptu steamboats, eating supper with my friend, and the list goes on.  One of my absolute favourites is being able to travel and tick off my bucket list. The flight tickets can be insanely cheap, a flight from Bristol to Dublin was only £19. Yeah, you did not read that wrongly. It was indeed £19. I got the opportunity to travel to places that I did not imagine myself going to, especially at this age. 


(Ha'Penny Bridge, Dublin)

I went to Copenhagen (that pork belly burger from the Xmas market was AMAZING), Malmo (Sweden) for a day, Dublin/Northern Ireland (I’ve a funny story from it… which was not at that point), Amsterdam (even though it was just for 4h since I was on a school field trip), Antwerp and Rotterdam to visit the port. For my [mini] graduation trip, I went to Italy for a short five days – I covered Milan, Venice [!!!!] and Verona. I also went to Cardiff for Fifth Harmony’s concert and to London multiple times. I wish I got to visit Bath, Cornwall and Exeter (my friends will totally judge me if they know that I did not go!). I’ve got nothing to complain about. Just that I’d love to properly tour Amsterdam, Rome and Florence but I’ll just save that for the future. I bought a snow globe from evert city/country I visited and my parents were annoyed with how many snow globes I have! *shrugs* 


(Giant's causeway, Northern Ireland)


(Copenhagen)

(Malmo)

The field trip I mentioned earlier… yes. I went for two field trips with the school – one to London and another to Antwerp/Rotterdam. I got to visit prestigious corporates of the maritime industry, like the IMO and Lloyd’s. Let me dream. I also got the opportunity to visit one of the biggest container ports in the world, Port of Rotterdam, as well as the Port of Antwerp. The exposure was amazing. I reckon if I studied locally, I would probably not have gotten such opportunities.  


(IMO office rooftop)


(Port of Rotterdam)

(Amsterdam, celebrating King's day)

As for the funny story in NI, my friend and I went for a day tour to NI. We happily left our passports in the hotel, and when the bus driver mentioned to prepare our passports (I heard the authorities do random road blocks, I’ve no idea) … dum dum dum!!!! We did not have our passports. Surprise, surprise. We whipped out our phones and started Googling but er, thankfully we did not need it. Yeah. Moral of the story? Just keep your passport in your bag. We were really sleepy, but obviously wide awake thereafter. 


(Venice)

Obviously, university is not all fun and games. I admit that I doubted my decision of attending university on a few occasions. I doubted my work. I doubted myself. All of those were just a phase, thankfully. During that period, I went out a lot more to Costa Coffee to just chill out and went window shopping *coughs*. A lot of money spent but at that point, I really prioritised my sanity more. 

The stress from assignments, exams and dissertation is not something that I will want to feel again. Oh boy… my dissertation. I stumbled so many times, I changed my contents a few times… and once, three days before submission. I did not do well for my first submission, but this motivated (or should I say, traumatised?) to do more. The outcome is… *drum rolls* I GOT AN A. I could not believe my eyes, I went to check my results for a few days straight. My supervisor is really amazing and I truly learnt so much from her. She knows what she is doing, and knows her stuff so she has the right to have high expectations. 


(Submitting my dissertation)

Throughout the whole period of time, I drank so much coffee especially during exam revision. Coffee and food (my parents came to visit with Chinese New Year goodies!!! My friends were in for a treat, too) enabled me to keep my sanity. No joke, I thanked the existence of coffee in my dissertation acknowledgement. What can I say? I wonder if my dissertation supervisor had a laugh and gave me an extra point for that. 

Some days I would feel sad for no reason (my friend and I were saying that we had quarter life crisis). A lot did not see all the struggles I went through because I chose not post anything about them on my social media accounts, and just assumed that I had fun all the time. I was annoyed, but again, I can’t blame them because it was my choice to not publicise it. I just did not see the point of doing that. Nevertheless, always bear in mind to rise above your struggles. You WILL come out stronger. 

If you are going overseas to study, all the best to you!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don’t be afraid. : )  It is a great experience, give your best effort in everything you do and don’t forget to have fun! I would give tips for exams etc. but my results are just average so I don’t think I’m the best person to ask. I can only advise you to do whatever works for you.  


(Lecture hall at Plymouth University)

Friday, July 14, 2017

徐悲鸿与新加坡

放下你的鞭子


20世纪殖民地年代的新加坡曾经是个中国美术界人士的天堂,先驱画家就像许多著名的作家一样,将他们的创作思维带到南洋,成立专科学校如南洋美专,开创南洋画风等,新加坡并非一片文化沙漠。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展示一幅中国作家徐悲鸿(1895-1953)的名画“放下你的鞭子”。2007年的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台湾收藏家马维建(1967-)以7,200万港币标下,借给新加坡展出。

徐悲鸿一生到过新加坡七回,1939年在江夏堂(No. 16, Geylang Lorong 35)画室里凭想像构思了这幅肖像画,画中人是中国的话剧与电影演员王莹。

(徐悲鸿:放下你的鞭子)

江夏为黄姓的堂号,江夏堂是新加坡黄氏总会的所在地。“星洲南洋江夏堂”创建时设于直落亚逸街,后来数度搬迁,1937年才搬到芽笼35巷16号现址,主人为原籍福建南安的黄曼士,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经理。


(徐悲鸿在江夏堂居住时,住在二楼右前方的房间)


(江夏堂堂号)

根据衣若芬的研究,另一幅由司徒乔绘制的“放下你的鞭子”才是这一出在新加坡演出的抗战街头剧的历史记录[1]。

19391942这三年间,徐悲鸿以新加坡为据点,创作了上千幅画作,其中以画马居多,因此有人形容“万马奔腾江夏堂”。新加坡让徐悲鸿开拓艺术的空间,也是日战的避难所。

华人美术研究会协助徐悲鴻筹办的抗日救国赈灾画展(19393月),先后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和中华总商会展出,参观者达三万多人次。以当时约60万人口的新加坡来说,是美术史上空前的盛事。

那个时候新加坡还是英国殖民地,华人身在南洋,心怀中国,国难很自然的挑起了侨民支援祖国抗战的情绪。徐悲鸿的艺术造诣与侨民为祖国做点事的情感结合起来,使到画展筹得一万多国币。

侨民以同样的心理支持王莹(1913-1974)的抗战救国筹款演出。1939 9 月,王莹以“中国救亡剧团”(后来易名为“新中国剧团”)副团长的名义南来,在新加坡、新山、麻坡、马六甲、雪兰莪等地展开两年的巡回演出,筹得义款千多万国币。所演出的剧目,最引人瞩目的就是由田汉根据德国作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的小说改编的独幕剧,再由陈鲤庭编写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

话剧讲述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从中国东北沦陷区逃出来的一对父女以卖唱为生的故事。家乡东北沦陷,女儿香姐的母亲被日军杀害,父女俩四处流亡,卖艺为生。一日,香姐演出时因饥饿而不能继续演下去,老父挥起鞭子打她,观众中一人路见不平,愤怒高喊“放下你的鞭子”!香姐解释老人家是自己的父亲,东北落入日本帝国主义手中,国仇家恨的情绪激起民众的爱国之心。

衣若芬写道,王莹饰演香姐,风靡南洋,各中英文报章都赞美她为“马来亚情人”(Sweetheart of Malaya)。香姐的剧照明信片发行超过十万张。

根据维基的资料,早在30年代,江青(蓝苹)就因为舞台剧《赛金花》的女主角落入王莹手中而怀恨在心。1967年文化革命期间,在江青的指示下,四人帮诬蔑王莹为“三十年代黑明星”、“美国特务”,1974 3 3 日死在监狱中。

英国总督汤姆斯


徐悲鸿在江夏堂居住时,为时任总督汤姆斯(Sir Shenton Whitelegge Thomas, 1879-1962)画了一幅肖像。照理总督是新加坡第一号大人物,画像应该到总督府(现在的总统府)去才是,可是徐悲鸿居然请总督到江夏堂的画室当模特儿。汤姆斯倒是十分合作,三度亲身赴约。

根据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员李俤汉的研究,汤姆斯出席了徐悲鸿在新加坡举行的抗日筹赈画展,颇欣赏徐悲鸿的油画,萌生起邀请徐悲鸿为他画肖像的念头。

侨生公会本来就有意捐赠5,000元来支持徐悲鸿的画展,了解到汤姆斯想找人画像的心情后,来个顺水推舟,邀请徐悲鸿为汤姆斯画像,并把公会捐献的5,000元充当画家的酬金。徐悲鸿为此深感自豪,并写信告诉他的朋友,汤姆斯肖像的画酬打破中国生存画家的一切记录。

作画的日期是1939年77日,两年前(1937年)的同一天就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的日子。徐悲鸿先在油画布上画了总督的头部。两天后,汤姆斯再次到江夏堂当模特儿。汤姆斯离去时,徐悲鸿要他将礼服、衣帽、佩剑、勋章等留下,然后用衣架挂起来,画他身部的轮廓。8月底,这幅总督画像终于完成。

徐悲鸿对这幅画作了特别的安排。他把总督安置在一个中西交融的环境里,左边是欧式的石柱,右手扶着一张古色古香的鑲贝酸枝家具,茶几上放着总督的礼帽,背后是一些盆花,上面是蓝色的云彩,恰好表达了汤姆斯的身份。

汤姆斯总督肖像完成后,就一直挂在维多利亚纪念堂,跟历届总督的画像挂在一起。在那么多总督画像中,唯一由华族画家画的就是徐悲鸿这幅了。如今这幅汤姆斯总督肖像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展出。

(徐悲鸿:汤姆斯肖像)

画像中的汤姆斯的脸神略带忧郁,也许反映着当时日战可能会蔓延到新加坡的心情。的确,抗战不到70日,新马都落在日军手中,1942215新加坡沦陷。汤姆斯本来有机会离开新加坡,但选择留下来成为阶下囚,关在樟宜监狱中。

19421月下旬,日军已经打到柔佛南部,新加坡岌岌可危。徐悲鸿被日军视为眼中钉,肯定难逃日军的屠刀,于是匆匆结束了寓居江夏堂的日子,逃难辗转回到大后方重庆,从此没再回来。


(1939年,徐悲鸿(左)寓居江夏堂,中间坐着的黄曼士为江夏堂的主人。图片来源:互联网)

[1] 衣若芬,<画中戏,戏中人:徐悲鸿“放下你的鞭子”>,中正大学中文学术年刊,国立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系,2010 年第二期(总第十六期),2010 12 月,p11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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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ly 11, 2017

Plymouth experience #1: The starting

Author: Lee Kah Yuan Jocelyn

It has been about a week since I got back from Plymouth, UK. Many have no idea about this place because it is just a small county of Devon. It is indeed small with just one shopping centre – Drake Circus, which is the best shopping mall in the UK in terms of service. 


(Drake Circus (the furthest building) situated at Plymouth city centre)

They say time flies when you are having fun, and it is true. This whole university experience flew by so quickly, it certainly did not feel as if nine months had passed. I remember when I first got there, my friend and I were pushing two luggage each and the combined weight was more than 30kg. Lo and behold, the whole city is full of slopes. Adding on, we had to lug our heavy luggage up three stories. 


(Climbing up many slopes with heavy luggages)


(Boating trip, an orientation programme organised by Plymouth University)



(Sutton Harbour, plymouth)

We wasted no time, and went out and about to buy the necessities. We funnily accidentally bought a £5 cup because the price tag on the shelf showed £1, and had no idea we could have refunded it. It subsequently became a funny memory. I eventually gave my cup to a friend who still had a year left there, and he was so excited about it. We also saw Shin Ramen in the SU shop on campus and we got so excited, and started Snapchatting. Little did we know there were so many Asian stores around, and one was just a stone’s throw away from our school hall. We still laugh about this. 


(Radnor hostel)

There were try and errors with our cooking utensils. We lived with blunt knives and bad pots/pans for three months or so. I gave in and bought a £6 non-stick pan from Tesco. Yay to not having to scrub the pot for 20 minutes after cooking rice!! I also got a new knife (I was so happy with it that I brought it back to Singapore!) for £7 since it was on sale for £8, with an additional 10% student discount. Talking about student discount, students get discounts left and right. Shoes, food… my favourite is still The Pasty House, they generously offer students a free hot drink which can cost nearly £3 alone with every pasty/filled baguette purchase (about £2.87 depending on which type it is). 


(Enjoying "home cooked food" with cheap and good utensils)

When my parents came in January, Mc Donald’s happened to be closed due to a “technical difficulty” and got a £1.99 voucher which could be used repeatedly. It covered both breakfast and lunch/dinner. I used it to its full potential, of course! : )

Settling in did not take very long, but the difficult part was when my friend and I both fell ill together. Thankfully, we had a friend who very generously gave us her precious canned foods that she brought from Singapore that we could eat plain porridge with. My friend and I had to see who had the most energy to cook the porridge. I guess having no one to take care of you while you are sick is the worst thing about living alone, but luckily my friend stayed next door to me coincidentally. The worst thing was me spraining my ankle… and still had to buy groceries. Life goes on.

When I opened my bank account, I ran into some difficulties. To open a bank account, an appointment has to be made, rather than over-the-counter in Singapore. The first time I got delayed because I went to the wrong bank. The second was because my postal code was missing in the bank letter. I was so annoyed by myself because I didn't notice it. I had to email the school to extend the deadline for the fees, and they extended it for me without any questions. Crisis adverted.

This whole settling down experience was not an easy one, with both my friend and I being sick and with my sprained ankle.  I survived! 


(Plymouth city at night)

Friday, July 07, 2017

英国寻古墓:两个对新中关系影响深远的西方人物(William Farquhar and Karl Marx)

国家博物馆的历史馆有个法夸(William Farquhar,1774-1839)的展厅,除了法夸的肖像外,还有一座精致的银盘,那是法夸离开新加坡时本地商人送给他的礼物,莱佛士回归故里时都没受到这样的礼遇。

历史馆还有一个展厅,展示了马共的制服和一些1950年代的文件。讲到共产主义自然离不开始祖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1)。


(威廉法夸 William Farquhar

(商人赠送给法夸的银盘)

去年(2016)英国清凉的九月天,我分别在苏格兰和伦敦造访了法夸(William Farquhar,1774-1839)和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1)的坟墓。


法夸是近代新加坡的奠基者吗?


法夸的墓地在苏格兰的伯斯(Perth),Greyfriars Burial Ground的墓园里。从爱丁堡北上,只需约一小时的车程。


(苏格兰宁静的小城伯斯)

法夸乃英国东印度公司新加坡第一任驻扎官,1839年5月11日离开人世。他的墓碑上写着:
“During 20 years of his valuable life he was appointed to offices of high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civil government of India having in addition to his military duties served as Resident in Melaka and afterwards at Singapore which latter settlement he founded.”
(苏格兰伯斯Grayfriars Burial Ground: 法夸的墓碑)

这些文字是由谁写的无迹可查,我们只能通过文字来解读,法夸或他的后人认为他是近代新加坡的奠基者。照理作为新加坡第一任驻扎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法夸的功绩却完全被莱佛士盖过。今天新加坡到处都有莱佛士的名字,如莱佛士书院、莱佛士女校、莱佛士酒店、莱佛士坊等,莱佛士的雕像甚至闹双胞,矗立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前和附近的新加坡河畔。至于中央医院的法夸山,小坡的法夸街都消失了。法夸已经被新加坡“除名”。


法夸、莱佛士、中国清朝的“一带一路”?


法夸与莱佛士因奠基者一事有许多过节,两人间的恩怨并不因1826年莱佛士脑出血病逝而了断,1830年莱佛士的遗孀苏菲雅自费出版《莱佛士回忆录》(Memoir of the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of 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坚持建立新加坡这块殖民地完全是莱佛士的功劳。法夸不就此罢休,将功绩交给世人来评价。

为什么小小的新加坡这么重要,两人都想居功?那是因为在短短数年间,新加坡已经超越了另一个英国殖民地槟城,凭着跟中国的商贸和东南亚的香料,为英国捞得一杯羹。

《Tuhfat Al-Nafis》 (The Precious Gift)记载,1818年底,法夸曾经找过柔佛王朝的副王Raja Ja’afar,为日后在新加坡设立贸易站铺路。不过当时法夸通过荷兰商人Adrain Keok的女婿带信,消息传到荷兰人手中,使到莱佛士必须在荷兰人干预前迅速实行“新加坡计划”。至于跟苏丹胡先签约而不是荷兰人承认的苏丹阿都拉曼(Sultan Abdul Rahman),这个想法也源自法夸。

《阿都拉传》记载,在前往新加坡时,莱佛士受到印度总督指示,必须回去亚齐(Acheh)解决国王与亲属间的争端,留下法夸前往新加坡。天猛公是在1819年向法夸解释当时的局势,促成后来莱佛士签下租约前先委任苏丹胡先为新加坡的合法王室,然后才跟他签约。

将《Tuhfat Al-Nafis》与《阿都拉传》相辅对证,合理的解释为:法夸跟天猛公面谈后,一行人讨论跟苏丹胡先签约的可行性。莱佛士分析利害关系后,觉得这个做法一方面能够避开荷兰锋头,另一方面又可以设立与中国商贸的中途站来跟荷兰抗衡,因此落实了“新加坡计划”。

Turnbull的“官方版本”记载,莱佛士获得上司同意,聘请法夸为助手。1816年10月,法夸向槟城总督建议,在新加坡海峡入口处附近设立一个新的殖民地。既然是新加坡海峡入口处附近,他心仪的应该是航行地标卡里蒙岛(Karimons)。

1818年,在新上任的槟城总督James Bannerman的指示下,8月19日法夸与代表柔佛苏丹阿都拉曼的武夷士(Bugis)副王Raja Ja'afar签下最惠国条约。

1819年1月16日,莱佛士指示法夸到卡里蒙岛考察,但不准自行在卡里蒙岛设立任何基地。过后,法夸必须东行到新加坡。如果觉得新加坡适合,同时荷兰人还没有立足此地,法夸就转程到廖内进一步跟苏丹胡先磋商。

法夸乘搭“恒河号”(Ganges)与早已在新加坡西部30公里的卡里蒙岛等候的测量船“发现号”(Discovery)取得联络,以便将测量到的水域详情交给法夸,恒河号在两艘运兵船“水星号”与“尼尔楚斯号”的陪同下,与两艘测量船“发现号”与“勘察号”(Investigator)在卡里蒙岛会合。

随莱佛士从槟榔屿开出的舰队包括巡洋舰“明托号”(Minto)、双桅帆船“创业号” (Enterprise)和莱佛士乘坐的“印第安纳号”(Indiana)。1819年1月27日傍晚,众人已经对卡里蒙岛失去兴趣,法夸还兴致勃勃,在岛上到处视察。

由种种迹象看来,长期居住在马六甲的法夸深深了解卡里蒙岛的战略意义。有航海记录以来,卡里蒙岛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海上地标,它不仅地处马六甲海峡南端的正中央,是来往马六甲海峡与穿越新加坡海峡的咽喉,也是控制廖内群岛航道的要塞。

莱佛士则另有打算,早就有在新加坡设立贸易站的全盘计划,舰队访问卡里蒙岛,一方面转移荷兰人的视线,另一方面让自己求证,同时也给法夸一个实地考察的机会,好让他死了这条心。

莱佛士博览群书,深思熟虑。为了阻止荷兰人对航海贸易的垄断,莱佛士认定英国东印度公司必须在马六甲以南的地方设立一个新贸易据点,跟中国清朝做生意。他根据前人的经验,知道新加坡是颗明珠,当他从天猛公口中知道新加坡的局势,便迅速掌握良机,签下租赁条约,充分掌握了天时地利人和的绝妙时机(荷兰人还没染指新加坡,新加坡优越的地理位置,法夸了解马来人习俗与文化)。

租下新加坡后,莱佛士定下宏观的行政方针,由法夸挑起履行的重任。法夸出任新加坡第一任驻扎官期间,并没有得到莱佛士与东印度公司在金钱物资上的支援,发展新加坡的工作并不容易展开。常驻马六甲15年,法夸学会马来话,了解马来文化,善于跟苏丹和天猛公协调沟通。虽然莱佛士心目中的新加坡是个以传统道德持家的自由港,不允许鸦片、赌博与奴隶买卖,法夸为了筹集殖民地管理资金,不顾莱佛士定下的政策与规划蓝图,接受苏丹和天猛公的奴隶和债务奴役的交易,还允许华人社群合法赌博、马来社群合法斗鸡等。

等啊等的,法夸终于等到第一艘来自厦门的中国帆船抵达新加坡,那是1821年2月18日,新加坡开埠两年之后。从此开启了日后大量中国华人移居新加坡的先河。

1822年10月10日,莱佛士从明古连回到新加坡,发觉市容一团糟,最明显的就是在大草场与新加坡河沿岸保留给政府行政机关的地段竟然出现民宅与货仓。莱佛士无法忍受法夸的管理方式,两人的关系每况愈下。《阿都拉传》表示莱佛士和法夸都是大好人,两个大好人摆在同一个平面上,竟然会正正得负,或许是莱佛士的性格所使然。

1823年1月,莱佛士写信给东印度公司加尔各答大总督,认为法夸与当地人的来往太过密切,马来裙带关系(包括法夸的夫人Nonio Clement为 法国与马来族混血儿)使到他“完全无法负起管理新加坡的重要责任”。法夸因此丢了官,由孟加拉(威廉堡)文官哥罗福(John Crawfurd)走马上任,成为新加坡第二任驻扎官。

回顾这起事件,不难发现其戏剧性。莱佛士像个十九世纪时离乡远航的父亲,留下了精子与教条,养育孩子的任务则由母亲(法夸)负责。这个父亲没挣几个钱,但回到家中却样样都看不顺眼,非但嫌弃糟糠之妻,甚至怪责妻子不守妇道,最后入禀高庭,正式休妻。

毋容置疑的,莱佛士开拓新加坡的目的是为了在荷兰垄断的马来群岛中找到缺口,扩充英国的势力,并不是为了独立建国或造福原住民。但是,如果新加坡没有英国的国际商贸经验、民事管理与律法,复兴这个古老的海港谈何容易。

新加坡发展起来,除了促成新加坡与中国清朝之间的商贸之外,亦成为清末广东福建两大省先民下南洋,赚钱后回馈“祖国”的主要线路。这也算是多年以后的一带一路的前奏吧?


马克思主义改变不了德国,但改变了中国


马克思(1818-1881)是一名犹太裔的德国哲学家,人生下半场在伦敦生活,1881年12月2日逝世后安葬在伦敦的Highgate Cemetery。他的墓碑上有一段发人深思的文字:
“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 however is to change it.”(哲学家只是以各种方式来诠释世界,重点是如何改变它。)
(伦敦Highgate Cemetery: 马克思墓)

马克思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在德国的大学受教育,25岁时移居法国巴黎,继续为激进的报社写专栏。1849年,31岁的马克思遭流放,与妻儿迁居到英国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总部也搬到了伦敦。在伦敦的自由气息下,马克思开始构建关于社会经济活动的理论,积极参与社会主义运动,崛起成为国际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人物。马克思的两本书:《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对中国与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影响深远。


(海德公园的演说者角落:言论自由的体现)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会被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所取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的矛盾,则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治权力而终结,最终建立无任何阶级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段文字颇深奥,套句习近平的话,就简单易懂多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其最精深的地方,莫过于倡导一个和谐世界。而这个和谐世界,是建立在人人平等,人人有住房、有饭吃、有衣穿上。而所说的无神论,只不过是告诉大众,要想实现这个理想,不要想有什么救世主,不要把美好的向往寄托在等靠要上,要通过艰辛的努力去创造,去奋斗。”

最终,马克思生活过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德国、法国和英国都没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1980年代,邓小平在中国推行一场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1991年圣诞节当天,立国69年的共产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后来的发展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些共产主义大国都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造就了世界首富,同时告别了共产党统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旧时代”。今时今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何谓社会主义,何谓资本主义?这些超过百年的政治理念确实有必要重新审理。

目前世界仅存的五个共产主义国家包括朝鲜(1948)、中国(1949)、古巴(1961)、寮国(1975)、越南(1975)。五国中以“一带一路,共享繁荣的中国对世界的正面影响力最大,所走的是共产主义管制下的资本主义路线,而不是“无任何阶级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在欧洲萌芽的时期,正是近代新加坡的殖民地时代欣欣向荣的发展期。


马克思主义与新加坡


马克思主义对新加坡曾经发挥过一定的影响力。1950至1970年代的新加坡是个财富两极化的年代,社会缺乏中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无产理想社会成为一些知识分子与马共奋斗的动力。我在1970年代还阅读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George Orwell的《Animal farm》等,“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一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乃《Animal farm》的至理名言。

由动物自行管理,与众不同的Animal farm,到头来跟人没有两样,那是因为动物(人类)的贪婪,将政治与经济霸占为服务于少数人,巩固政权的手段。

我资质鲁钝,无法理解《资本论》的经济概念,后来不了了之。但早期许多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有一定憧憬的“左翼团体”会组织群体学习,探讨这些书籍理论的内涵,讨论新加坡的发展动向等。他们被当局认为是马共或同情马共,引起了社会动荡,有些人甚至被“逼上梁山”,那是立场决定对错的年代所遗留下来的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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