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y 26, 2017

文化中心 Cultural Centre

2017年5月19日,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开幕。在八天的节目里,我主讲了“广东妈姐读书分享会”,也于较早前在孙爱玲和邓宝翠的邀请下,参与了短片《柳影袈裟》的拍摄工作,担任妈姐与相关文化的顾问。

设立文化中心显然是大势所趋,当本地正在酝酿“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和“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当儿,在宗乡总会服务的李国基近水楼台,亲自领军,将冈州会馆转型为岡州文化中心,开启自我更新的旅程。推算起来,那已是2013年的事了。


(冈州文化中心三楼)

不过将会馆打造成文化中心的做法未必获得众人的认同,有些会馆和社会人士认为新加坡有许多类似“文化中心”的组织,如人民协会的民众俱乐部和各艺术团体等。他们认为会馆跟文化中心的最大不同点在于由心出发的互助乡情,文化中心的性质不同,将会淡化传统会馆的精髓。

冈州文化中心源自冈州会馆,将已经营运多年的狮团、武术、粤剧等转型开放,顺应当代思潮,通过文化艺术的窗口来吸引民众认识传统文化。回溯过去的年代,许多会馆社团都设立了文娱组,让会员有个联谊的机会,投入健康正当娱乐的活动之所。譬如鹤山会馆除了狮团武术之外,也有活跃的音乐组;华人机器商行在碧山亭的万缘胜会表演等。当时伴奏的乐队除了常见的西洋鼓、萨克风外,还有小提琴。


(壬辰年(1952年)广惠肇碧山亭万缘胜会,星洲华人机器商行乐队表演。在那个年代,许多社团组织都有自己的文娱活动,文化艺术非常蓬勃)


中国软实力


2015年11月揭幕的“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 规模当然比会馆大得多。近十年来,世界各地的中国文化中心发展迅速,亚洲、非洲、欧洲、美洲与大洋洲已经设立了二十八个文化中心。中国正在通过文化中心的硬件来输出软实力,团结当地的中国侨民和新移民。新加坡的中国侨民和新移民比例众多,文化中心可能会带来一些社会冲击。

上世纪70与80年代,虽然中国还没在国外建设硬件实力,但已经逐步恢复改革开放的元气,通过电影来输出文化软实力。刚投入市场的美芝路(Beach Road)黄金戏院中侨院线便是专门播映中国电影的温床,牛车水的长江戏院亦分一杯羹。纪录片《万紫千红》和《春满羊城》,剧情片如《小花》、《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鸦片战争》、《甲午风云》等都吸引了不少本地文艺界人士。《庐山恋》出现了中国电影第一吻,女主角张瑜成为许多男士的梦中情人。三十年后,张瑜回忆起那段吻戏,形容 “我在拍第一吻的时候,只是嘴巴轻轻一碰,我的感觉就是浑身发抖。”


(鸦片战争电影海报)

中国文化中心成立后正在加强力度,最明显的是跟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唱双簧,主办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图片展。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在2012年提出设立“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通过一个可以呈现优质演出、展览和文娱活动的地方来发扬本土华族文化。中心终于在2017年投入运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时间点上,新加坡政府很小心的处理华人的文化中心,将它排在马来文化中心(2012年9月重新开放)和印度文化中心(2015年5月)之后,避免可能引起的种族反应。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与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同时出现在小小的岛国上,彷佛重演1877年成立的华民护卫司与中国驻新领事馆的现代版。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当代新加坡维持着百多年来以华人居多的格局,大多数新加坡人跟中国一样使用相同的语言,吃类似的食物,也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处世哲学,例如关心个人财富和生活水准,避免牵涉敏感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议题等。

但新加坡并非大中华区,并非一个单一民族的华人国家。虽然新加坡华人的祖先来自中国,经过数代落地生根后,新加坡华人跟中国的情意结已经变得模糊。新加坡华人就像过去的土生华人,一方面延续着某些传统礼俗与美德,另一方面则接受西方教育与文化,中西合并的峇峇文化对新加坡华人而言似乎更贴切。

广东华侨博物馆馆长王明惠对海外华人有深入认识,并负责新加坡官员在内地的双向培训工作。我们在2016年底的交谈中,王明惠认同当代新加坡华人跟以前的“老华人”在思想意识上有很大的区别,这个现象不只局限在新加坡,而是存在于世界各地。有些老人家甚至必须通过利诱来鼓励后辈回乡走一趟,走了这一趟之后效果甚至可能弄巧反拙,文化裂痕更加明显。

王明惠认为中国文化中心应该朝向发挥孙中山的华侨精神。当年华侨放弃影响力深远的保皇派,转而支持孙中山革命,最主要是孙中山也是华侨那一条感情线。如今华侨已经成为在居住地扎根的华人,也有了华人的后裔,华侨的感情线必须转型为鼓励海外华人对根文化的认同,才可能达到相辅相成,互惠互利的成果。


“文化震荡”


大国崛起,没有多少人会放下国家的利益来跟中国过意不去,最主要的是调控,节奏取决于彼此间真正了解多少。这使我想起近年来在国家博物馆当义务导览员,接触了多数来自神州大地,以中青居多的自由行访客,间中有些想听听非政府主流观点的学者。他们有深度,有内涵,有份语言与血液的亲切感,双向交流中各有所获。 

纵然如此,就如在新加坡念书的张小姐,陪着来新探望的父母参观博物馆时所分享的:现代新中两地华人成长在不同的空间,新加坡华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中国,跟她的父母所想象的血浓于水不尽相同。当时我看到张爸张妈一脸错愕。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另一番变化就像过去的时代洪流一样,是不由得不正视的。

这使我想起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借用了 “文化震荡”(cultural shock)形容跟来自香港与中国的新移民之间所存在的思想分化。

1970至1980年代间,入籍新加坡的移民多数来自一水之隔的马来西亚。当时新加坡大力发展劳工密集工业如纺织、电子产品、造船等,紧接着转型至资本密集的高科技工业。除了在新加坡工作的大马人之外,还有许多在新加坡读书的马来西亚学生,毕业后留在新加坡工作三年,成为“新公民”的源头。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人的生活方式、语言习俗等都没什么差别,本是同根生,相处起来倒是相当融洽,难分彼此。

上世纪80年代,停止数十年的中国移民重新来到新加坡落户。1990年新中建交后,再度卷起移民到新加坡的热潮,不过这个时期前来新加坡的移民主要是知识分子与技术员工,而且来自五湖四海,而不是传统的福建省与广东省了。

此外,新加坡也乘着香港人担忧1997香港回归,纷纷选择移民那一刻,向香港人伸出友善的双手,大发“绿卡”,邻里间多了一群口操粤语的香港移民。

这个年代的技术移民亲自参与了本地建设,足迹踏遍岛国的每一个角落。有些技术移民将新加坡当作跳板,工作几年后飞到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地。那时候我在国防部工作,认识了许多搞科研的人士,许多都只工作了三年左右,就去了西方国家了。

那些选择留下来的移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真实的感情,跟本地人相处的时候都能够互敬互重。例如那个时候来到新加坡教书的齐亚蓉自始至终都没有被排挤的感觉,甚至因作为一名尽责的老师所感受到的尊重而深深感动。

齐亚蓉也察觉到一些21世纪的投资移民在文化思想上跟他们这一代所存在的差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技术移民所秉持的是在和谐的大环境和平凡的工作中安身立命,如今一波波自命不凡的新富把庸俗复杂搞关系,拉帮结派,趋炎附势的恶劣习气都带进来,激发起一股反中国移民的情绪。不过,齐亚蓉强调很多时候,这些负面的信息往往被放大许多倍,她相信这类复杂的行为仅属少数。

化解文化震荡的要诀知易行难,除了放下身段外,还必须对异国文化敞开心态,接受通过多个文化背景来看待、解释和处理问题。20世纪末以后的移民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要融入不同的社会同样面对着各种挑战。“中国新加坡文化中心”和“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如何发挥19世纪的“中国驻新领事馆”和“华民护卫司”的功能,两者之间的具体发展,今后可以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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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23, 2017

断脚 命运的重轭

作者:海凡
原文刊登于《马·星洲日报·星云》“恍如隔世”专栏,2017年4月24日
照片是本博客网主添加的

当他握着95高龄的老人家枯瘦的手,千百遍在心里默诵过的话,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他只能表示愧疚,没有照顾好红阳。但——就算时光倒流,他又如何不让使这个家庭,也使自己抱憾终身的事情发生!?

1979年10月25日,芭场响起枪声,他跟着大部队紧急向森林内围转移。芭场四人小组的小队长回来了,而红阳和另外两位同志却杳无音讯。套着铁脚他一拐一拐的上山下岭,心里布满阴云,他回避揣测最坏的可能。可是,她在哪里?

当时行军队列我走在他后面,来到马泰国界龙一处峰顶,他执拗地攀爬上一株大腿般粗大的树木眺望,苍山如海,四顾茫然,红阳你在哪里?

此刻,他觉得红阳的精魂陪伴着他,回到了故里。他一直都记得,生前她要求,如果她牺牲了,要他亲自告诉她的亲人。他来了。只是没想到兑现这个付托, 竟用去他大半生!

和平下山后,他当导游带团旅游,奔波劳碌,久久一次与老友们相聚,他总要询问是否找到红阳老家的联系?几经周折,在文斌,学武等同志的努力下,2013年的圣诞节,同志们终于找到,并探访了红阳在麻坡的家人。四十几天之后,隔年的大年初七,他从曼谷赶来,紧紧握住老丈人的手,把一个祈愿老人家健康长寿的红包,塞进他怀里。老人家回赠一枚戒指,还把手里的包子,掰开一半,给了这个从未谋面的女婿——春雷。

一年后,老人家安详逝世。

我和春雷在三中同一小队。他是典型的勿洞广西仔,精悍,机灵,吃苦,真诚。原来在民运队,因为踏中地雷断了腿,才调回部队。虽然分派在兵工厂,但他个性活泼,经常踩着铁脚出发执行外勤。与红阳结婚后,脸上满挂着幸福的神彩。


(看似平静的山林,处处布满陷阱)

关于部队曾在1967年中及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生过两次肃反扩大化的事件,我还是从春雷口里得知。那时已是合艾和平协议签订前夕,有一天他对我说:“我上队来,‘老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一见我,叹着气说,下面好好的,为什么你上来?”后来他才知道,比他早上队的哥哥,在肃反扩大化中被处决了!不久,他误中地雷断脚!再不久,痛失新婚的妻子!


(二区肃反时所杀害的年轻队员)

每逢节日跳集体舞,我不止一次看见春雷踩着铁脚,与一群阿沙仔厮混在一块跳阿沙舞,竹筒击地的“嘭嘭嘭”夹杂着铁脚的“橐橐橐”,声响使夜风微微发颤。我不知他用心里那个角落,安顿这些不忍翻阅的记忆。

背负命运重轭,屡遭磨难的,不仅春雷一人。

阿生是在第二战区执行任务,踏中二区越界埋下的地雷断脚,他的妻子学红又在运粮途中,被骤然倒下的巨树击中腹部,过早结束26岁的人生。

爱武在山交路上担任尖兵,在突破敌人雷区时,被地雷炸去了脚盘,爆响后他兀自站立着,单腿跳出了雷区,避免再触爆周围密布的地雷的灾难。

我与他也在同一小队,每天我看着他把溃烂的的断脚伤口,浸泡在“独角莲”(草药)水中消炎,医务员细心地替他一点一点剔除烂肉,让新肉芽生长……不久之后,他的妻子思民,却在赴马境的一场伏击战斗中牺牲!

我初到部队,那时只有竹林同志断脚残障,胁下夹着一支拐杖在驻营里走动。进入80年代,因地雷致伤的同志日多,有从突击队回来,有从民运队调返。一般都是断脚,这正是敌人的盘算,使战士残障,削弱队伍的机动性,增加行军转移的困难。

爱武被分配在兵工厂工作,他从自己的处境思量,怎么甩掉拐杖,使断脚的同志站立行走?他说:“就不要说出发,能在营房里帮忙推磨,磨豆浆做豆腐也好!”

他一门心思放在制作义肢上,在工厂其他同志的配合,也在兄弟单位指导协助下,终于研制出游击山头的义肢——铁脚。用金属打造,套入断脚处垫着轮胎胶皮,减少磨损。营盘里开始传出铁脚击地“橐橐橐”的声响,他们不止磨豆浆,帮厨,工厂劳作,印房装订……春雷甚至能套着铁脚跳阿沙舞,参加篮球比赛,出发装吊,巡吊,芭场种植……阿生则在印房,以端庄俊秀的笔画刻钢板,还写下多首奋发,激昂的歌曲,广为同志们传唱……游击山头,残障战士有了新称号:“铁脚将军”。

重返社会以后,马泰政府都为断脚的同志提供义肢。以塑料制作的义肢美观仿真,在平地行走也更舒服。但几位“铁脚将军”还是把当年陪伴他们踏平边区崇山峻岭的铁脚带回来了,留在身边,也不仅仅为着纪念,偶尔下地干些粗活,还是觉得铁脚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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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19, 2017

槟城情怀 Penang George Town

街边的大排档


槟城老街上的食物保留着古早味。旧时的味道值得咀嚼,是因为有一条过去生活的感情线,食味成为一种回忆。

最近去了槟城一趟,不是为了找槟城壁画,也不为了寻找一树的紫薇花开,目的之一是找回熟悉的味觉,结果一连三晚都在Jalan Baru的酒店楼下的路边摊流连。炒粿条、蠔煎、卤味、最简朴的猪肠粉、童年的莲子白果糖水…。生活可以很简单,快乐也可以很简单。心安,则满。

(在槟城的路边摊流连)

我觉得槟城的炒粿条最好吃,随便一家都有新加坡吃不出的滋味。当地的炒粿条使用大只的鲜虾调味,但猪油和猪油渣所带出的传统风味才是重点。火炭、锅气、猪油和粿条适当地调配起来,那种感觉才是最回味无穷的。


(古早味)

记得数年前曾经专程寻找Lorong Selamat兴发茶室的红帽姐妹炒粿条,生意一片火红。听说姐妹俩忙起来脾气差透,不怕得罪客人,“能等就等,不能等就算”乃她们的口头禅。幸亏我们在中午繁忙时间前抵达,倒是有说有笑。当时姐妹们还很开心的让我们拍下炒粿条的玉照呢!


(红帽姐妹炒粿条。摄影:李嘉媛)


(红帽姐妹的炒粿条味道丰富,价格稍微偏高。一分钱,一分货。摄影:李嘉媛)

更高兴的是在Lorong Kampung Malabar高佬(鸿记)茶餐室找到了如故人般的云吞面摊。初认识广式云吞面的年轻头手时,他学师出道没多久,租了个摊位卖面,以师傅的技艺谋生。再见他的时候,生意一片火旺,手脚没停止过,依旧用心的通过熟练的厨艺来满足客人的味蕾。因为用心,食材又够新鲜,所以就是---- 好吃!


(高佬茶餐室的云吞面摊)

“高佬”的店员告诉我,我们叫惯的Kopi-o-kosong 在槟城是行不通的,他们叫Kopi-o-bo-liao(咖啡乌没料),所谓的“料”当然就是垫在杯底的白糖了。

至于海南鸡饭,我倒觉得新加坡的海南鸡饭精益求精,已经成为独特的品牌,是外地无法炮制的。


(精心烹饪的云吞面,些许猪油渣的搭配十分正点)


牙医的槟榔屿


在新加坡定居多年,照顾了我的牙齿已有十多年的牙医张秀懿是槟城人,自小在槟城的福建人圈子里生活。张父是福建永定的客家人,俗称“福建客”,祖居就是永定集聚居与防卫于一体的客家土楼;张妈祖籍潮州,家里有位家佣。

我提起槟城以“香”取名的饼商特别多,几乎无香不欢,触目所及的就有义香、万香、馨香、全平香、新裕香、成香、成成香、顺香、名香泰等,没见过的不晓得还有什么香,但较钟爱只有四十年历史的林华泰豆沙饼。林华泰的卖点为清真认证(HALAL),在槟城猪油吃多了,吃些不含猪油的豆沙饼来调理一下肠胃。


(名香泰与壁画)

秀懿娓娓地分享了内行人的“秘密”。原来义香早在1856年已经成立,度过了一个半世纪,属于槟城最古老的字号。馨香的头手原本在义香打工,后来自立门户。屈指一算,馨香成立已将近70年了。

秀懿的家庭在早年的槟城属于大户人家,张父投资在橡胶园和油棕园,成为当地响当当的园主。

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是早年大户人家的特性。正月初九,秀懿一家人跟着周围的福建邻居一起拜天公,张父必定预订三只烧猪,拜神后分给左邻右里。分烧肉的习俗源自中国乡下,将神灵赐福过的烧猪分给村民,落实了团结互助的理念,同时将福泽代代相传,希望大家“红皮赤壮,宏图大展”。

张妈则延续家乡中午吃潮州糜的习俗,煮一大锅白粥,准备左邻右里上门。福建人较爱吃米饭,没有煮粥的习惯。若是家里有人病倒了,需要吃些容易消化的食物,就会从篱笆特设的侧门直接走到厨房,自己勺粥,不够再添。

问起秀懿家里的女佣。女佣来自揭阳普宁,乡土语言有潮州话与客家话两种,在他们一家服务了三十多年。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放后兴起一阵回乡的热潮。许多离家多年,在外地工作的人士都兴起回乡养老的念头,女佣也不例外。

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女佣的儿子留在内地。我想也许是本来考虑到只是出来打工,赚够就回家,原本短暂的骨肉分离,却因中共统治后搞封闭,殖民地政府实施新的管制条例等,许多人有家归不得,内地的年轻人亦无法来南洋。

过去多年来,女佣除了汇款接济留在家乡的儿子外,也会打包柴米油盐寄回家乡,连猪油都是装在盒子里海运回去的。后来农村的要求越来越多,除了日常用品外,也要求脚车、电视、建房子等。女佣对留在农村数十年的儿子感到亏欠,总会尽量满足家里的需求。

如今回家安享晚年了,张妈帮健康开朗的女佣将多年的积蓄牢牢的捆绑在身上。数月后,张妈接到了女佣在家乡去世的消息,不免一阵错愕,死因始终是个不解之谜。

这段故事使我回想起前些时候撰写《广东妈姐》的心情。千里以外清朝的衰落,共产主义的崛起,三反五反与文化大革命摧毁的人性….。所牵连出来的平凡的故事中,有熟悉的亲情,熟悉的愧疚,熟悉的生活,熟悉的宿命!

更多时候,熟悉的家乡变得陌生,熟悉的亲情变得陌生,一切都很不自然。但是,蓝天白云依旧是蓝天白云,蓝天白云下是下南洋的先民对家乡挥之不去的情意结,家乡又是否知道他们在南洋拼搏的命运?


甘榜情


秀懿对比成长岁月的槟城和当下,脑海中最挥之不去的,是平常的日子里不经意地散发出来的人情,这种人情新加坡称为甘榜情。现在槟城现代化了,流失的却是这种甘榜情

我在秀懿所追述的槟城老故事中已经感受到了。

顺便穿插另一则实地的小故事。

新加坡的药物好贵,商家药房医生重重赚,简单的药物落到消费者手中,“增值”了不晓得多少倍。乘着出国之便,我在当地酒店30步之遥的药房买了些药物,价钱比新加坡廉宜多了。

第二天想想,买些止泻药丸,价格竟然比新加坡便宜了六倍。年轻的药剂师看到回头客,开心地说你们又来啦!开心不在于消费的多寡(我只花了少过十元马币),那道亲切灿烂的笑容叫人难以忘怀。那是发自内心,有点纯真,有种久违的甘榜情的那种情怀。

这种亲切感在现代化的槟城逐渐少见,但还是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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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12, 2017

驳船苦力走过斑驳岁月 Kuli working on lighters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7年4月1日

张继的《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我自小在新加坡河边生活,对夜半钟声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入夜时分,河上熙熙攘攘的驳船都熄灯歇息,准备忙碌的另一天。附近的大钟楼(维多利亚纪念堂)每一刻钟都会响一轮,深夜的旋律像催眠曲般呵护着河畔的居民入梦。

(每一刻钟响一轮的大钟楼)

新加坡河全长只有3.2公里,自莱佛士登陆以来,已经是乘船来南洋的移民和商人的中心地带。新加坡河就像这个岛屿的心脏,动脉、血管是一波紧接一波的移民,他们的故事沿着河岸,向更远的地方开展。

(1960年代的吻基Boat Quay。图片来源:互联网)

岸边百多个码头如华兴码头、芳林码头、秉祥码头、和坂码头, 阿卡夫码头等,在市区重建局(URA)的重新规划下,划分为三个码头区:驳船码头(Boat Quay)、克拉码头(Clarke Quay)和罗拔申码头(Robertson Quay)。由于地盘的关系,驳船、码头与货仓的价值链由潮州人和福建人平分天下,苦力亦多数是这两个籍贯的人士。

故地重游,眼中仿佛见到河面上熟悉喧嚣的旧场景。然后看着驳船苦力年华渐老,起重机逐步取代人力,街坊纷纷搬迁,如今已经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了。

(河边的货仓已经转型为餐饮场所)


驳船苦力扛米为生


上世纪70年代初,何坤燕在克拉码头扛了数年米粮。他分享了这段人生经历。

何坤燕19岁就在码头当苦力。苦力是采取包工制的,工头有一批手下(七八人),有工大家做,没工自己“过台”,暂时到别家谋生去。

当时的物流运作过程是这样的:散货船(General Cargo Ship)抵步的时候,船主就会将驳船驾到外海,从货船上将货物一网网地吊到驳船上,再由船工将这些麻包袋一包包地叠放好。驳船穿越过新加坡河面一道道桥梁,来到各自的码头,由苦力负责卸货。这一来一回有时需要三五天。

一麻包袋的白米重一百斤,绿豆则密密麻麻,重一百二十斤。苦力肩扛着百斤重担,从驳船走过摇摇晃晃的“木板桥”,囤放在河边的米仓内。苦力一次只扛一包,否则容易失去平衡,掉入河中。后来驳船业半机械化,由吊秤车将货吊到罗厘,再由“老阿兄”(苦力的潮州话)扛到货仓去。由于机械化后所走的路程较短,所以一次两包,共两百斤。

有时老板会雇用多组员工,并以筷子结算各组扛了多少货。苦力走过“财副”(文员)身边,就会拿一根筷子,下货时将筷子投入属于自己这组人的罐子里,完工后根据筷子的多寡来计算酬劳。

(水彩画家周璧珊笔下的新加坡河上驳船苦力工作的情景)

当时扛一包白米的酬劳为两毛半。收入由工头和苦力对分,每名苦力占一份,工头占双份。后来政府大刀阔斧,将新加坡的度量衡单位转换成公制,市井小民那懂这些,结果斤和公斤之间造成许多混淆,由财副出马摆平。当时流行“1668”这个4D,1斤除于1.668,就得到0.6公斤,也就是600克;100斤的白米则为60公斤。

多年以后,许多人依旧误会一麻包袋白米为100公斤。实际上苦力的力气再大,也难以扛着这么多包一百公斤的货物在水陆间穿行一整天。100斤(60公斤)约等于一个成人的重量,扛在肩膀上倒是可以坚持的。(不过还是有一两位苦力坚称是100公斤)

(提起麻包袋所使用的铁钩。图片来源:互联网)

苦力的工作单调苦闷,除了午休时间玩四色牌之外,有时候也会寻开心,搞些气力比赛之类的游戏。何坤燕的最高记录是扛三包白米走完竞赛全程。

一天下来,苦力也累坏了,药材熬制的肉骨茶成为补充体力的良方。有些苦力受不了腰酸骨痛的煎熬,在河边烟馆抽二手鸦片(烟屎),或者在咖啡乌里加些鸦片烟屎来麻醉神经,结果身体都被“烧”坏了。

新加坡河清河前,只剩下两百多艘船只继续在河上运作。1983年8月31日,这些剩余的船只全部迁移至巴西班让,河上驳船川流不息的景观已不复见,驳船工人也纷纷转行了。


读者对白米的反馈


原文刊登后,勾勒起一些读者对消失的驳船时代的回忆,通过不同渠道提出对新加坡河边生活的反馈,其中包括了当年河畔货仓工人的后代、穿行于驳船与陆地间的苦力、退休的本地米商及杂货店业主。

船工苦力回旋在浪花上,将一船船的舶来品换取家人的温饱。流过新加坡河面的除了白米之外,还包括了甘蜜、香料、海产、橡胶、豆类等。

由于白米乃本地人的主要食粮,大家对它的感情自然格外深厚。白米的供应链源自农村稻田,重重转手后才登上散货船和驳船,囤置在米仓,分销至杂货店,最后进入寻常百姓家。这条供应链上的每个环节都使用劳力,除了驳船苦力外,农民、运输工人、杂货店员,甚至家里的妇孺老幼都必须出手搬动沉重的白米。

以前本地家庭人口多,许多人买米都是一大麻包袋,杂货店员先以脚踏车代步,然后爬上几层楼送货。这些米多数以100斤(60公斤)包装,约等于成年人的重量。不过也有一两位前苦力印象中的白米为100公斤。

米价飙升的年代


米饭是我们的主食,难免有叫人欢喜叫人忧的时候。以前除了泰国外,缅甸、柬埔寨和美国都曾经是本地白米的主要来源地,如今印度香米已经悄悄的取代泰国,成为本地最畅销的白米。

上世纪60年代中旬米价飙升,政府曾经推行“面粉运动”,鼓励国人以面粉来取代米饭,不过反应差强人意,只好不了了之

进入70年代后,东南亚经历了一连串政治动荡,加上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了庄稼的收成。新加坡为了度过白米短缺的难关,转而向美国求助,一麻包袋100磅(45公斤)的美国珍珠米开始入驻本地市场。

根据维基的资料, 19世纪西班牙人统治的菲律宾是个农业大国,以约133磅麻包袋包装出口白米,折合起来约100斤(60公斤),普及化后成为一般白米的结算单位,美国则是个例外。

(1973年引进美国的珍珠米。图片来源:NAS 1973)


航运浪潮的转变


回顾这段驳船岁月,跟世界性的航运浪潮息息相关。18世纪的商船靠的是风力,帆船吃水不深,一般的海港就是河畔。帆船在河边停泊,让工人上下货,商家在河边交易,或者使用马车将货物拖到市集去变卖。到了19世纪,河畔开始出现建筑物,货仓、商店、住家在河畔向内陆延伸,公路和铁路网衔接到码头。

第二次工业革命迎来了蒸汽船,但蒸汽机的效率低,需要燃烧大量的煤炭,每到一个海港就必须补足,因此帆船还是占据主要的地位。不过,殖民地政府预见到深水港对新加坡这个海港城市的重要性,1860年左右已经在丹戎巴葛发展新码头。虽然如此,19世纪还是有四分之三的航运贸易在新加坡河上进行。

20世纪是船运的转捩点,柴油机取代蒸汽机,不需要囤积大量的煤炭,腾出的空间可以承载更多的货物。上世纪70年代,许多散货船在世界各个港口运载米粮,集装箱船(Container Ship)则在冒起中。由于集装箱的高效率简化了物流作业和提高安全性,新加坡政府决定全面发展箱运码头,海港局迅速扩建设施,发展成为最繁忙的世界级商港之一。

(箱运码头取代了驳船业)

作此决策时,散货船的运载率占了全球海运市场的九成以上,集装箱船的载货量则少过3%。到了清河初期,新加坡的港口每年处理超过一百万个集装箱。先进的设备加促了经济转型的步伐,但也由于机械化取代了人工,新加坡河迅速失去原有的策略性地位。

科技改变了海上作业的流程,这些变化都是新加坡河所无法负荷的。新加坡河不可能继续以浅水的内河港区来谋求生计。驳船苦力为新加坡的进程作出莫大贡献,但最终还是伴随着驳船业走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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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09, 2017

劳动市场变化的另类危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交流站》2017年5月4日

人力部长林瑞生日前发出预警,本地劳动市场存在结构性因素,一些行业正承受着巨大压力,可能导致失业率进一步上升,眼前挑战“不容小觑”。如果有新工作出现,大家先把握机会,抓住再说。

回顾过去30多年来,最颠覆传统的要算是电脑与电脑科技了。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以新毕业生的身份进入大巴窑的飞利浦工作。上司说欧洲公司不像美国厂动不动就裁员,今天加薪,明天跟你说再见,就放心地工作下去,规划未来吧!

言犹在耳,第一年公司说虽然新加坡赚钱,但全球蒙受亏损,只能加点咖啡钱。第二年总公司赚钱了,但是新加坡公司亏损,薪水没得加,几乎连13个月薪金都泡汤了。

更糟的是公司开始裁员,许多“老员工”都面对“中年危机”,被裁退的多数是年过40的员工。侥幸谋得一工半职的,薪水跟新人入行没两样。最可怜的是那些上有高堂,下有妻儿的失业者。

这堂现实课让我认识到企业文化是可以互相借鉴,没有什么是好坏或永恒的。

我工作后的第一份任务是改善用来策划电视机生产量,应用在苹果电脑(Apple III)的 VisiCalc程序,只好牺牲第一个周末,买了一本应用书籍,学习该程序。资深策划员不相信电脑计算,每天从早到晚按着计算机,确保每个数字无误。数个月后,IBM电脑席卷全球,将苹果电脑全面击垮,随之而来的计算软件是Lotus123,后来发展成Microsoft Excel。

(Apple III的年代,用来储存资料的是5.25寸的软磁盘,储存额最多只有512k.图片来源:互联网)

IBM电脑日新月异,XT、XT Turbo、AT、Pentium等叫人目不暇给,折旧价值只有短短两三年,更换电脑成为家常便饭。

我转换跑道,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刚开始时4人共用一台XT电脑,后来每人一台桌上电脑。写报告原本使用WordStar,未几“被逼”改用WordPerfect,后者还没完全上手,又用回WordStar升级版,也就是越来越先进的Microsoft Word。

电脑性能加强后,工程设计反而复杂化。以前只需根据前人留下的蓝图或基本计算,有了电脑后,必须使用有限元分析(finite element analysis)、AutoCAD等来完善设计,更多时候是为了节省材料,间接解释了为何以前的东西特别耐用。

当年从苹果提升到IBM电脑时,上司一再预言,电脑科技将改善工作素质,以后我们可以不用加班,有更多时间喝茶聊天了。

电脑与资讯科技的确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过去多人的工作,如今一人承担,但它是否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素质?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老人家说,以前工作出差,为了节省搭飞机的费用,是乘坐轮船出国的。他们可以在船上看书消磨时间,出差是一件乐事。到我出差的年代,搭飞机一抵步就要赶报告,有时电脑被占用,还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只差没在公司过夜。到了手提电脑盛行的年代,报告是在飞机上完成的。

从新投入私人业界时,智能电话大行其道,许多私人企业不将PMET(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与技师)当人,说这么喜欢“work life balance”(工作生活相平衡)就去打政府工吧!这年头是人手一机随身带,全天候命,10分钟后回复WhatsApp即时通信或看电邮,已经太迟了。人就像八爪鱼一样,过去多人的工作浓缩成一个人,生产力提高了,但是许多年纪轻轻的人在高压下已是慢性病缠身,甚至来不及跟高堂妻儿道再见。

经济与工作转型是常态,但如何让人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在提升的进程中同样不能忽视。

相关链接

Friday, May 05, 2017

科尼岛上寻 “虎豹”(虎豹岛,Coney island)

2016年9月25日,跟随郭永发组织的“寻根探密逍遥游”,一行人徒步到新加坡东北部的科尼岛,走入丛林深处,来到鲜为人知的“虎豹别墅”。

虎豹别墅不就是座落在巴西班让,拥有数代人的记忆的主题乐园吗?在教育尚未普及的年代,虎豹别墅通过泥像雕塑的古老神话故事,传达了忠孝仁义等价值观。为何在岛的东北端也有座虎豹别墅呢?

是的,位于榜鹅尾与罗弄哈鲁士之间的科尼岛公园(Coney Island Park)原名实龙岗岛 (Pulau Serangoon),华人俗称虎豹岛。上世纪30年代,胡文虎、胡文豹兄弟以万金油起家,家财万贯,买下了实龙岗岛,成为名副其实的虎豹岛岛主,并在岛上建造了“虎豹沙滩别墅”(Haw Par Beach Villa)。

日据时期过后,一些企业家想把小岛发展为类似纽约的科尼岛那样的休闲娱乐天堂。1950年,印度商人朱兰玛莫买下实龙岗岛,正式发展为“新加坡的科尼岛”,岛上有舞厅、餐馆、酒廊以及海边度假屋。

科尼岛的天堂美梦并不长久,三年后就关门大吉了。不过,科尼岛的称谓则从此保留下来。



(1951年的科尼岛远观。图片由郭义珠提供,王弘人收藏。)

我们绕着高耸的铁栏杆围起来的虎豹沙滩别墅走了一圈,八十年前的别墅的建造格局和水井依然存在,年久失修下显得满目疮痍。墙壁上写着大大的当年社阵的标语,跟以前炮台岛(Pulau Sejahat)和德光岛上英军遗留下来的建筑物上的标语相似。显然上世纪60至70年代,科尼岛曾经是一些文团组织前来露营野餐的场所。



(丛林深处,铁栏杆团团围着的虎豹沙滩别墅)

走着看着,我仿佛看到一张张充满正气的脸庞,围坐在略带冰冷的洋灰地上交流学习。“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激昂的歌声在耳边响彻着,挥之不去。

郭义珠和郭义人收藏了前上海书局经理王弘人1951年的旧照片。在那战后百业复兴的年代,来自十字路(Lavender Street )生活印书馆的男女老幼穿着漂亮时髦的洋装,乘着罗厘到榜鹅尾,再转搭“渡轮”前往虎豹岛。全体工友和家属喜滋滋的在岛上的度假屋前留下美丽的身影。


王弘人的说法,上海书局的股东之一陈玉书也是生活印书馆的股东。


(1951年,在榜鹅尾乘搭渡轮前往对面的科尼岛。图片由郭义人提供,王弘人收藏。)

60多年后重看这些黑白照,除了还可感染到当时到外岛旅游住别墅那种快乐愉悦的心情外,也驳斥了“独立前的新加坡只是个小渔村”那一类以讹传讹的谣言。



(1951年,工友和家属在科尼岛上的度假屋留影。图片由郭义人提供,王弘人收藏。


1949年的“虎豹岛旅行记”


我在做“广东人下南洋”的项目的时候,翻阅了新加坡肇庆会馆1949年出版的纪念年刊,发现一篇署名“新记者”写的“虎豹岛旅行记”,记载战后“本坡肇庆会馆生活组集体生活”,字里行间不难发现那个时候可以乘船“渡海旅行”是十分开心振奋的,不过亦可见到虎豹岛上的“虎豹别墅”已经满目苍夷了。

当时会馆会员和亲友170多人分乘三辆罗厘,还有自备的私人汽车,去到“后港尾的码头”,鱼贯走下“摩托舯舡船”,从“弯弯曲曲的河道开出”,45分钟后抵达虎豹岛的码头。


(从后港尾乘坐摩托舯舡船去虎豹岛。图片来源:新加坡肇庆会馆纪念特刊(1949年))

“虎豹岛面积不很广,恍如一座大花园,四周树木,当中广场,中央有一座新型的建筑物;这是侨领胡文虎先生的物业,有受雇看守的工人。

从岛上外望,不见汪洋巨侵,只有碧水无波,俨然一河两岸般的景色。还有捕鱼的栅栏,别饶佳趣。岛上无水源,最为缺憾;假使当年鲁滨逊漂流至此,一定糟糕。”

回程的滋味可不好受了,因为“那时火伞高悬,舟中闷热,各人都汗下如雨,航行未久,摩托机之声嘎然停止”,还好摩托机只是“吊颈抖气”了五分钟而已。

肇庆会馆人才济济,有些文字甚至已经濒临“绝迹”。邓梦痕写下了“集体旅行虎豹岛纪游”的诗集:

(一)寻芳拉伴兴悠然,有女同车过市廛。转到岗家期小立,几人履渡欲争先。
博客网主注:“岗家”=港脚

(二)轻舟刚出海门湾,岸柳随风舞水环。景色惹人浑欲醉,诗情酒兴满湖山。

(三)劫后孤山面尚污,愿将海水洗糊涂。却嫌潮汐无清洁,祗作人间沐浴图。

(四)忍看名山劫后灰,渠渠大厦显霉苔。此中历尽兴亡事,今古情怀共可哀。

邓惠华以“对歌”的方式,写下了“集体旅行虎豹岛纪游 次邓梦痕先生原韵”的诗集:

(一)蛾眉淡扫色欣然,登辇风驰荒野廛。含媚山花迷蝶宿,如簧巧鸟唤余先。

(二)渔人垂钓小溪湾,曲水流觞响珮环。修禊群贤箕踞坐,遥瞻云动欲移山。

(三)何故青莲不染污,缘因挺直脱泥涂。芳姿幸获高人爱,惜缺鸳鸯配画图。

(四)游态虽疲兴未灰,弓鞋湿透又粘苔。郊庐寂闯惊颓圯,离乱曾经我感哀。


岛的“两岸”


既然科尼岛称为“岛”,总该有个岛屿的样子吧?填土后的虎豹岛已经“长大”了,从原来的13公顷扩大至100公顷,可以容纳大约200个足球场。跟罗弄哈鲁士(Lorong Halus)和榜鹅尾衔接起来后,大家可以徒步走在以前的海面上,不需要乘船过岛了。



(科尼岛上的“秋天”。)

当然,跟本岛连接起来后,虎豹岛这个岛屿已经变成新加坡的一部分,“岛”已经名存实亡了。



(科尼岛公园入口。照片由何坤燕提供。)

虎豹岛只是新加坡流失的许多岛屿中的一个。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前,沿着海岸线一周,绘下了水文图(hydrographic survey),新加坡第二任驻扎官哥罗福(John Crawfurd)买下新加坡后,乘船到各个外岛插旗,宣布领土主权。对比当年,新加坡的77个外岛只剩下49个。岛屿的“消失”与本岛的发展息息相关,例如七个岛屿组合成了裕廊岛,大德光岛和小德光岛组成了德光岛等。

衔接虎豹岛的罗弄哈鲁士和榜鹅尾同样景物全非。随着上世纪80年代展开的清河运动,丹戎禺(Tanjong Rhu)的火炭落货点搬迁到罗弄哈鲁士,同时这里的新加坡的最后一个粪池(粪便处理场)结束营业,告别了粪桶夜香的年代。约十年前,罗弄哈鲁士重新发展为生态园,火炭必须先在峇淡岛装箱,再运到巴西班让码头去。成为生态园后,我曾经不经意间捕捉过水獭、变色龙、蜥蜴等倩影。



(树干上的变色龙。)

榜鹅尾随着榜鹅新镇的发展,亦从过去淳朴的乡间风貌发展成现代化的海边园林,甚至成为仆街魔(Pokemon)涌现的场所。波浪起伏间,我们都走过不同的人生,见证了社会与个人的历程,得到了一些,也失去了一些。



(榜鹅尾捕捉仆街魔的人潮。)

我问一位随行,对榜鹅十分熟悉的公务员,你喜欢现在还是从前的榜鹅尾,他说了许多,但最后的一句话是:“...我也说不上来。”


(榜鹅尾的前“渡头”。)

主要参考资料
新加坡肇庆会馆纪念特刊(1949年)

吴庆辉,“科尼岛”,《联合晚报》2015年12月23日
游桂娥,“科尼岛公园正式对外开放”,《联合早报网》,2015年10月10日 星期六 10:06 AM
Fiona Lim,“Coney Island (Pulau Serangoon)”,Singapore Infopedia,NLB Singapore.

相关链接

Tuesday, May 02, 2017

新加坡文化遗产节(2017年):从碧山回溯碧山亭的二三事

您对昔日的碧山还有印象吗?

5月6日上午11时,我将在国家博物馆1楼讲厅跟大家分享碧山镇的前身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链接报名。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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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pril 28, 2017

色彩缤纷的小印度 Little India

原文刊登于《源》,2017年第1期,总期125,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

本地的印度社群


2016年11月26日,屠妖节的节庆余韵未了,新加坡宗乡总会联合会组织了120人团队,由我和五位本地文物局属下博物馆的中文义务导览员跟大家在小印度穿街走巷,感受早年印度先民越洋找寻机遇的勇气。新加坡正好成为华人南迁和印度人东行的交汇点,两个世纪来打造了海港城市的繁华。


(小印度的屠妖节装饰。)

印度地大人广,除了阶级分野外,还有多种地方语言。早期以自由身前来新加坡的印度先民多数来自纳德邦(Tamil Nadu),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南印度,较大的族群有珠烈人、雀提尔人、帕西人、锡兰人等,使用淡米尔语。多年来纳德邦是本地的蓝领客工的主要来源地。如今有许多北印度的白领阶层来到新加坡落户,在家乡使用英语和印地语(Hindi),不熟悉南方语言。在北印度社群的要求下,教育部已经推出印地第二语文课程,让他们的孩子学习母语。

在南印度靓丽的热带色彩和特色建筑的衬托下,小印度凸显了印度文化的多元性。小印度也是在新加坡打工的印度客工周末团聚的地方。2013年圣诞节前两周发生客工醉酒,被巴士撞死所引起的小印度暴乱事件。当时一名印度客工挺身而出,阻止情绪升温,没几天他就回家乡了,警方连向他道谢的机会都没有。过后,政府实施卖酒管制令,少了酒精作祟,居住在小印度十多座政府组屋的居民都觉得安全多了。这些组屋都是上世纪70年代居民迁徙到其他地方后才开始兴建的。



实龙岗路


小印度的主干公路实龙岗路(Serangoon Road)是19世纪初规划出来的。实龙岗可能是一种当时在梧槽河常见的鸟类,也可能源自马来语di serang dengan gong(敲锣)。这是因为早期的新加坡遍布着森林山丘,实龙岗地区也类似,必须敲锣来警戒那些“误踩地盘”的老虎蛇蟒。

若说实龙岗路一带是两百年前莱佛士为印籍人士规划出来的地段,那可夸大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视野了。那个年代的印度人住在今天金融区的珠烈街(Chulia Street) 和马吉街( Market Street),以及靠近牛车水的吉宁街(Cross Street)和海山街(Upper Cross Street)。华人在海山街落脚前,那里叫做Kampong Susu,也就是印度人养牛挤奶的村落。后来印度移民增加了,才迁徙到“偏远”的实龙岗路另辟家园。

实龙岗路将小印度分成两半。19 世纪 40 年代,欧洲人在这里居住,主要是为了方便到跑马埔路(Race Course Road)赛马场与其他洋人相聚。如今赛马场已经兴建成花拉公园的住宅。

实龙岗路两旁的金铺林立,多数是华人经营的,有些店主能讲流利的淡米尔语和信奉兴都教。以前南印度金饰工匠提着工具箱,在小印度讨生活,这些金铺雇用他们,让他们有固定的收入。如今金饰通过机器打造,工匠的手作技艺正走入消失的行业中。

印度人所喜爱的金条比华人的粗大,信徒为寺庙神灵添置黄金首饰毫不手软。印度人嫁女儿,金饰是必备的陪嫁品,女儿的金饰越多,地位就越显要。在旧印度社会,这些金饰是女儿出嫁后的命根子,用来帮补夫家的开销。一旦用光了,妇女就会被拳打脚踢,甚至被赶出家门。家长赠送金饰给出嫁的女儿,除了爱女心切,希望女儿往后能过好日子外,也是基于家产只传儿子不传女儿的习俗,将这些出嫁的金饰当作“分家产”般看待。

现代的婚姻观念不一样了,但对黄金的需求不变,希望日后鸾凤和鸣,白头偕老。

实龙岗路有这么多华人金铺,自然少不了华人的当店,两者间形成一条黄金价值链。有些印度人回乡探亲,先到当铺选购较廉宜的“二手金”当作手信。这种习俗就像早年的华人,无论生活再艰难,也要大包小包地“衣锦还乡”一样。

(华人金店售卖印度人和印度神都喜爱的金饰。图片来源:许愫芬。)


水牛棚和KK


实龙岗路的竹脚巴刹有漂亮的南印度纱丽,也有传统美食和特色鱼摊。根据华人先民的经验,开刀动手术后喝生鱼炖汤,伤口复原得特别快,而且不留疤痕,因此老人家都喜欢到竹脚巴刹买活生鱼来熬汤。

竹脚巴刹旁的巴弗罗路(Buffalo Road)和加宝路(Kerbau Road)都是水牛的意思。顾名思义,1830年代末,这个地方逐步发展为印度人养奶牛的地方。以前印度同胞摆路边摊卖拉茶,随身拖着一头牛就地取奶,拉茶的味道特别新鲜浓郁。老牛挤不出奶后,就卖给印度回教徒和欧亚族人宰杀。例如一度为花街柳巷的德斯加路(Desker Road)就是以欧亚裔肉类供应商亨利·德斯加(Henry Desker)命名。德斯加在小印度拥有屠宰场和许多产业,他的祖先17世纪从葡萄牙移居马六甲后与当地人通婚,是本区域最早的欧亚裔之一。

在加宝路这个以牛只和布业为生的地方,有一座色彩缤纷的陈东岭故居。这座拥有八个房间的华人豪宅是陈东岭送给妻子秀松的礼物,大门上写着“秀丽景色,松柏操持”,相信是妻子的写照[1]。陈东岭在小印度以甜糕点、白糖和熏橡胶业找到立足点,富甲一方。

(陈东岭故居。)

对本地中老年人而言,“水牛”比不上 “竹脚”(Tekka,福建话)和“KK”( Kandang Kerbau)来得亲切。“竹脚”这个民间俗名的来历,是因为跑马埔路一带是竹蔗园丘的山脚。竹脚这个老地方保留着前KK(竹脚妇幼医院)的老大楼。上世纪60年代,KK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最繁忙的妇产科医院,1966年的巅峰期,KK迎接了将近四万个新生命,平均每十多分钟就有一个新生儿呱呱落地。

(旧KK竹脚医院。新的竹脚医院大楼在远景。)


维拉玛卡里安曼兴都庙(Sri Veeramakaliamman Temple)


KK附近的维拉玛卡里安曼庙早在19世纪中叶便开始兴建了, 1987年扩建时增加了塔楼。庙的主神卡莉女神(Kali)象征强大和新生。卡莉是兴都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湿婆(Shiva)的配偶雪山女神(Parvati)的化身,坐骑为狮子,所以庙里庙外到处都是狮子。

兴都庙满天神佛,立体雕塑令人目不暇给。对比一下华人的庙宇,也是一样“神踪处处”,不过每座庙宇都会供奉一位主神,兴都庙宇也一样。另一座同样以卡莉为主神的兴都庙是牛车水大马路(桥南路)的马里安曼庙。

(19世纪中叶创建的维拉玛卡里安曼庙,供奉的主神为卡莉。)

兴都教的三大主神有梵天(Brahma,创造之神),毗湿奴(Vishnu,宇宙与生命的守护神),湿婆(Shiva,破坏之神)。

梵天有四个头,就像四面佛。他的配偶妙音天女(Saraswati)秀外慧中,富有艺术气质,梵天沾了妻子的光,被认为是智慧之神。

毗湿奴有四只手,有时坐在莲花上,有时躺在千头蛇身上,有时骑着金翅鸟(Garuda)。他的妻子名叫吉祥天女(Lakshmi),是兴都教的女财神。

湿婆最强大的武器,就是额头上的第三只眼睛。这只眼睛能发出消灭宇宙万物的神火。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记载,湿婆曾经用由第三只眼睛发出的神火,毁灭了三座在太空中的巨型城堡。在宇宙期结束的时候,湿婆就会张开第三只眼睛,消灭宇宙中所有天神和人畜。

一个宇宙期就是梵天快要合眼睡着的那一霎那,梵天的一天相等于人间的43亿2千万年,我们有生之年不可能等到这一天。

兴都教认为“毁灭”有“再生”的含义,因此湿婆派信徒认为湿婆的地位是最崇高的,并且获得另外两位主神的一致认同。怎么说呢?原来有一天毗湿奴和梵天争论着谁更伟大,就在越争越烈的当儿,面前出现了一根火柱,似乎要烧毁整个宇宙。两位大神决定寻找火柱的来源,于是毗湿奴化身为一头野猪,顺着柱子向下探寻了一千年;梵天变成一只天鹅,顺着柱子向上探寻了一千年。他们都没有抵达柱子的尽头,最终疲乏地回到原地,这时才发觉湿婆站在面前,这根柱子原来是湿婆的“林伽”( 生殖器),于是两位大神心甘情愿的把湿婆奉为最伟大的神。

花对兴都教徒来说是繁荣兴盛的象征,花环是入庙拜神的必备品。兴都教徒最常使用的是将红玫瑰、金黄色的金盏花和白色茉莉编织成串的花环,红、黄、白分别代表爱情、和平与纯洁。至于套在象神甘尼沙(Ganesha)颈上的,则是绿色的“草环”,可能跟象的日常食物有关。

茉莉花环还有大小之分,小茉莉花环用在普通拜祭,大茉莉花环则是结婚用的。除了茉莉花外,印度人婚礼还以香蕉树作为装饰。香蕉树只长一回,成串的香蕉由绿变黄,砍伐后土地上再种植新的香蕉树。这个过程就像人在世间生活了一回,通过子孙来延续生命,达到生命的永恒。

(花对兴都教徒来说是繁荣兴盛的象征,花环是入庙拜神的必备品。)


文化和谐的特色


从维拉玛卡里安曼庙越过马路,没多远就可看到1890年成立的卫理教堂(Kampong Kapor Methodist Church)。创建人苏菲雅修女(Sophia Blackmore)对新加坡贡献良多。

(1890年成立的卫理教堂。创建人苏菲雅修女(Sophia Blackmore)对新加坡贡献良多。)

苏菲雅在1887年跟印度籍基督教徒成立了美以美女校(Methodist Girls School,原为Tamil Girls School),隔年在陈恭锡和Nonya Boon等人的支持下成立花菲卫理女子学校(Fairfield Methodist Girls’ School),鼓励海峡华人送女孩入学读书。对于华人重男轻女的观念,苏菲雅回忆道,有些母亲告诉她,我们不要女儿学会自立,如果女儿跟儿子读同样一本书,女儿一定会学习得更好,儿子学不到东西,看起来很笨。女儿没有读书的话虽然看起来很笨,不过无所谓,儿子一定要看起来聪明。

在这个早年称为甘榜加卜(Kampong Kapor,石灰石村)的地方,有一座成立了一个世纪的真光堂,由一群英国传教士为附近居住的福州人和兴化人所设。这些来自福建省的早期华人多数是人力车夫和三轮车夫,在附近的估俚间居住。教堂内曾经设立了免费诊所来为这群劳动大众服务,吸引他们来教堂听道,接受洗礼。


(成立了一个世纪的真光堂,由一群英国传教士为附近居住的福州人和兴化人所设。)

除了真光堂外,我们还可看到华人在甘榜加卜设立的南洋潘氏总会、新加坡汪氏总会、姚氏公会和观音宫,打造新加坡多元文化的另一道风景线。华人称南洛街(Dunlop Street)为“怡梨街”,著名潮州木偶戏班怡梨香的戏馆设在这条街上。上世纪70年代还可看到南洛街搭起戏棚演酬神戏。随着市区重建,华人搬走了,传统大戏和木偶戏也落幕了。

较常被忽略的是在南洛街一角的阿督卡夫回教堂(Masjid Abdul Gafoor)。木造的回教堂早在19世纪中叶完工,为南印度回教徒、附近居住的巴韦安人和驯马师提供祷告场地。20世纪初在南印度回教徒阿督卡夫(Shaik Abdul Gafoor)的捐献下,改建为砖造建筑。阿督卡夫边赚钱边捐献,回教堂还没完工就已经往生了。阿督卡夫回教堂融合了阿拉伯、摩尔人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建筑风格,成为小印度独特的风景线。

(阿督卡夫回教堂融合了阿拉伯、摩尔人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建筑风格,成为小印度独特的风景线。)

(阿督卡夫回教堂的义务导览员为我们的组员解释回教习俗。回教堂内显示了摩尔建筑风格。)

上世纪70年代,小印度有许多香料磨坊,顾客带来一包包的香料如南姜、黄姜、椰子、茴香、肉桂等,磨坊师傅将香料倒入特别设计的机器研磨成粉末。许多华人父母也会提着大米来到磨坊,让商家磨成米粉。我小时候常跟着父亲到小印度来“磨米粉”,这些米粉除了用来给婴儿熬粥外,也为大人提供简便耐饱的食粮。磨过的米粉只需加些牛奶和白糖,用热水冲泡成米糊,就是一份营养丰富的早餐了。

如今“磨米粉”已经成为过去的代名词,粉状香料也是包装入口的,磨坊正一步步走入历史。我们走遍小印度,只在加富路(Cuff Road)找到仅存三分之一个店面的Ashaweni mills。女店主20多年前接手时有六个全职工人,不过今时不同往日,多数时候磨坊的门是关着的。店主将大半个店面用来卖冷饮零食,支撑着祖先遗留下来的作业。

(Ashaweni mills的磨香料机。)

同一条街道上有一家开张不久的南印度素食店(Sabari Vilas),门楣悬挂着大冬瓜,年轻的店主Zavier为我们解释了个中奥妙。根据印度人的习俗,新店开张难免会引起他人的嫉妒,说些不中听的话来打击同行。冬瓜玉洁冰清,没长眼睛没长耳朵,不会传播流言蜚语,成为辟邪挡煞的吉祥物。Zavier以小店最具特色的传统香料拉茶(Masala tea)来欢迎我们,奶茶配上自家配制的茴香籽、八角、肉桂、丁香、豆蔻和黄姜等香料,入口香滑,齿颊留芳,是不可错过的“招牌饮品”。

(新开张的餐馆的门楣上悬挂着大冬瓜,其中有特别的含义。)

小印度有许多南印度素食餐馆,这是因为兴都教信仰中,几乎每一天都是斋戒日。例如信奉湿婆的,星期一必须吃素;信奉女神的则星期二斋戒。屠妖节前整个星期都必须吃素,大宝森节前必须吃素一个月来净化灵魂。

吃过喝过,补充体力后,不妨进入富有地方色彩的印度文化馆。享受冷气之余,感染一下印度工匠黄金打造的金刚菩提(湿婆的泪珠)的魅力,走一趟模仿古印度文明的梯井(bawdi)。梯井为市井民众提供了蓄水、纳凉、聊天等用途,印度同胞一步步走出梯井,足迹走遍异国他乡。

(印度文化馆的旗舰展品:黄金打造的金刚菩提。)

印度文化馆有一面墙,墙上有曾经在本地出现过的人,曾经做过的事,曾经生活过的老地方。如印度诗人泰戈尔所说的:“埋在地下的树根使树枝长满果实,却不要求任何报酬。”开枝散叶间,旧貌添新颜,小印度就是这般耐人寻味。

(走一趟模仿古印度文明的梯井(bawdi)。)

注[1]: 这是根据文物局的说法。有人认为秀松指的是陈东岭本人。

主要参考资料:

Thangamma Karthigesu, Discover Singapore Heritage Trails,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2006), ISBN 9789810564339, pp84-105

“Tamil community”,National Library Board,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013-08-12_114422.html, Accessed 17 Nov 2016.

“KK Women's and Children's Hospital”,National Library Board,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680__2008-11-03.html. Accessed 21 Nov 2016.

Indian Heritage Centre.

Nalina Gopal,“闪光灯下:通过旧照片追踪新加坡印度人的历史”,李国樑译,《源》(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5年第5期,总117期。页111-114。

谢燕燕,“走入小印度时光隧道”,《联合早报》2016年10月30日。

叶舒瑜(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提供文物馆相关参考资料。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