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December 29, 2017

肯顿市场,博罗市场,艾伦博罗市场 Camden Town Market,Borough Market,Ellenborough Market

1990年代,先后在伦敦居住了两年,第一回英国还处于经济萧条的状态,沿路都是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失业汉;第二回英国经济已经复苏,一片欣欣向荣,我在伦敦度过20世纪末,迈入21世纪初。

两回我都在肯顿(Camden Town)租房子,主要是这里处于第二区,刚好位于第一区(市区)的外围,房子的价格比第一区便宜,出入却跟第一区一样方便。

肯顿市场(Camden Town Market)是伦敦两大最平民化,最繁忙的市集之一,另一个拥挤着人潮的是第一区的博罗市场(Borough Market),位于伦敦桥(London Bridge)的南岸。伦敦的公交非常便利,前者在Camden Town地铁站出口,后者距离London Bridge 或Borough地铁站不远。

虽然大笨钟、伦敦塔桥、白金汉宫、大英博物馆等都是旅游者的最爱,这些平民市场包含了富庶的生活特色,是值得花些时间去流连,感染一下魅力的地方。


肯顿市场(Camden Town Market)


上世纪90年代的肯顿市场已经充满庞克(Punk)的味道了。去年(2016年)9月旧地重游,庞克的味道依旧,周末的人潮依旧涌入综合性的露天市集和Camden High Street两旁各树風格的商店,除了在人山人海中寻找美食与纪念品外,或者也有像我这类的游人,寻找曾经拥有的记忆。


(带着“庞克”风味的Camden High Street)

英国许多城镇的历史都很悠久,保留着代代相传的老故事,不过肯顿市场绝对是个例外。半个世纪前这个市场并不存在。意外吧?

19世纪的时候,这个肯顿的商业区原为大大小小的酒庄和栈房,生产杜松子酒(Gin,又称为金酒、琴酒),1974年才开展为由十多个售卖古董、首饰与艺术品的小商家组成的小型跳蚤市场,过后急速发展,印证了十年风雨几番新。


(Camden Town market, 肯顿露天市场)

杜松子酒由荷兰发明,在英国大量生产后成为闻名世界的烈酒。由于杜松子莓(Juniper berries)的香味特出,这种烈酒常用来调配鸡尾酒,包括“新加坡司令”(Singapore sling)。如今著名的杜松子酒有Gordon’s,Tanqueray,Seagram’s 和Beefeater等。


(Camden Town的共用脚车,人们使用时态度优雅,遵守条例,不随意搞破坏)


博罗市场(Borough Market)


伦敦桥泰晤士河南岸的博罗市场跟肯顿风格完全不一,它是伦敦最大型的食品批发市场,单是在周末加场的零售市场,便有百多家摊档,出售令人垂涎的各色美食。它亦让我们见识了菜市场原来可以如此干净整洁,而且充满艺术感的。


(博罗市场(Borough Market)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博罗地区的市集活动已经持续了整千年)

博罗市场于1756年创建,距今已经两百多年,不过它的历史比这段两个世纪的岁月悠久得多。根据博罗市场的网站,早在1014年,博罗地区已经设立了市集(market town),1756年搬迁至现址。

博罗市场获得许多名厨餐馆的推崇,纷纷到这里办货,无疑提高了名气。


(博罗市场的周末市集)

走入这个四面通风的有盖巴刹,可以买到各色的芝士、热哄哄出炉的面包、新鲜诱人的有机蔬果、当场吞食的生蚝、各种香料和调味品。我发觉几乎每个商贩都是食物专家,他们以敬业乐业的心态,耐心地介绍各家的烹饪与吃法。我就在这里找到了可以妍美龙井的“西洋绿茶”。


(价格大众化的有机水果)

此外,各类商品的陈列摆设都显然下过心思。走一趟博罗市场,可以欣赏到富有创意的当代装置艺术,所反映的正是伦敦包容开放的氛围。这就是伦敦吸引游人的魅力。


(赏心悦目又实用的摆设)

艾伦博罗市场(Ellenborough Market)

新加坡曾经有个俗称新巴刹的艾伦博罗市场,就在新加坡河畔The Central 屹立之处。


(新加坡的艾伦博罗市场,俗称新巴刹,1968年被火神吞噬。图片来源:NAS c. 1910)

艾伦博罗市场建于19世纪末,外观就像英国的市集。1968年一场大火将它化为灰烬,艾伦博罗市场化为灰烬后,小贩迁到潮州街露天市场营业,河畔的两座组屋落成后迁入小贩中心。

古色古香的巴刹从此在新加坡永远消失。


(艾伦博罗市场的早晨。图片来源:NAS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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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22, 2017

不见青丘的碧山镇 Becoming Bishan

原文刊登于新加坡宗乡总会联合会出版《源》2017年第5期,总期129

碧山(Bishan)靠近麦里芝蓄水池,多所学校在此地落户。加冷河上游流过碧山公园,吸引了早起的居民,晨运打太极拳踢毽子,为碧山镇增添了灵气与活力。

相较新加坡其他组屋区,碧山是个小镇,只有约两万户组屋与6万多名居民。上世纪70年代,建屋局配合附近轻型工业区的发展,率先在新民路(Sin Ming Road)兴建了这个地区的首五座组屋(第22至26座)。碧山新镇的发展规划落实后,以摆脱火柴盒规范的新颖外观,为本地的组屋区打造了第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碧山组屋以新颖的外观设计打造了靓丽的风景线)


碧山的前身


碧山镇内没见到叠叠山峦,难以想象这里曾经环山拥抱,十多座山丘组成了广惠肇碧山亭坟山(俗称碧山亭)。

对比当年的碧山亭地图和现在的碧山组屋区,三分之二个碧山镇座落在原来的十万座墓碑的坟山上。先人让出土地是为了让后人好好地活下去。


(红色范围乃昔日坟山,三分之二个碧山镇坐落于坟山上)

红尘大厦千年计,白骨荒山土一丘。碧山的变迁就是一部本地华社的发展史,谱写着早年华人远渡重洋,互助求存的珍贵价值观。

碧山亭是将近一个半世纪前(1870年),来自广东的广惠肇(广府、惠州府、肇庆府)人士所购置的义山。当时新加坡的人口集中在市区,相信汤申路上段(Upper Thomson Road)这个“遥远的地方”,可以让先人得到安宁,免受市区发展的干扰。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20世纪初,随着大量中国移民下南洋,人口开始往郊区迁徙。碧山亭坟山的人文经济逐渐成形,发展成为活人与墓地共存的甘榜山亭。

上世纪70年代,路经汤申路上段时,还可见到占地约180多个足球场的累累坟山。绿茵草浪黄土坡下,埋葬着离乡背井的先民,有些落地生根,日久他乡即故乡;有些则叶落萍踪,等不到回家的日子。

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愚公移山的大变化后,时代巨轮辗破了入土为安的观念,先人纷纷被请出土,本地华人从土葬的年代进入火葬的新纪元。碧山偌大的坟场,只活在过来人的记忆中。

当时的新加坡正面对着翻天覆地的社会变迁,没多少人在意急速流失的人文生态。碧山亭从坟山社区转型为古色古香的骨灰陵园,广惠肇16家会馆以不及原来百分之三的土地,延续坟山的精神意义。

碧山组屋初落成的时候,有些住户绘声绘影说活见鬼,进行了宗教仪式后才得到安宁。1987年底,川行于大巴窑与杨厝港之间的地铁线通车,有人深夜经过碧山站,老是感觉到阴风阵阵。民间甚至流传着乘搭末班车时,最好避开首尾两节车厢,免得无端端吓破胆。

碧山亭原居民陈先生指出,Junction 8购物商场和碧山体育场分别为昔日坟山的第四亭和第七亭。地铁通行的年代,还可看到体育场旁刻意保留的路亭,为碧山的历史留下蛛丝马迹。由于太多住户投诉那个地方“不干净”,结果唯一可供回味的亭子也被拆除了。


(坟山的路亭格局。此路亭曾经受保留,为历史留下蛛丝马迹。图片来源:碧山亭)


“碧山”的名字承继自“青山”与“绿野”


根据碧山亭的地界碑铭文,碧山亭乃承继青山亭(麦士威路的天一景大厦一带)与绿野亭(河水山)之后所扩建的坟山。由于青山亭与绿野亭“客满”,由“三国领事”胡亚基向殖民地政府争取新地段,梅南瑞等人购置碧山坟地,安葬“聚萍踪于石叻,有人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在异地溘然长逝”的异乡人。

 在那久远的年代,死者为大乃民间的共识。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先贤贡献的义山义塚为往生者保留了人生最后的尊严。

20世纪初,广惠肇留医院成立后,碧山亭跟留医院合作,拨地埋葬在留医院去世的伶仃老人。留医院用番薯车(死人车)载送尸体到碧山亭,由碧山亭负责下葬事宜。

为了方便管理,碧山亭以“亭”为界,划分出十二个地段(亭),每个“亭”都有个路亭,为前来拜祭的亲属提供歇脚处,其中新五亭以黄亚福命名。黄亚福这位新柔两地的社会闻人,捐献了新五亭作为坟山之用。黄亚福也是养正学校和广惠肇留医院的创建人之一。

黄亚福逝世后,他的家人订制了一对大理石意大利狮来守候墓园,清山后黄氏家族将石狮赠送给转型为骨灰陵园后的碧山亭。这对毛发自然,肌肉发达,将西方艺术所强调的真实感充分表现出来的意大利狮,出自佛罗伦萨著名的雕刻家劳尔·毕卡西(Raoul Bigazzi )。黄亚福墓地能够展现佛罗伦萨的精湛艺术,可见黄家的财势非同凡响。

新加坡有另外两件劳尔·毕卡西的作品,分别坐落在甘榜峇鲁的圣德兰教堂(Church of St. Teresa),以及丹绒巴葛火车站。


(表情丰富的意大利狮,守候在古色古香的陵园内)


与坟墓为邻的甘榜山亭社区


汤申路上段,麦里芝蓄水池旁的圣德兰疗养院(St. Theresa’s Home)对面,曾经有一条甘榜山亭路,那是深入坟山村落的唯一公路。道路两旁有原产局、茶亭、巴刹、商店、学校、庙宇、戏台和民居耕地,俨然是个自给自足的社区。附近的果菜批发中心前有棵参天大树,只要跟德士师傅说去“汤申大树脚”,就可抵达目的地了(Jalan Pemimpin)。


(汤申路上段圣德兰疗养院对面的甘榜山亭。图片来源:碧山亭)

每个社区都有个约定俗成的聚会场所。对甘榜山亭的居民而言,宽敞的碧山茶亭就像一座霸级咖啡店,除了为路人提供美食外,亦成为大家的情感联络站。天下大势与乡居琐事都在茶亭开讲,不能说的秘密就这样传遍整个甘榜。


(有如霸级咖啡店的茶亭是居民的联络站。图片来源:碧山亭)

至于村民的娱乐消遣,丽的呼声的李大傻“讲古”,陪伴着大家一路走到方言被禁的年代。李大傻曾经下乡讲古,明星风范为甘榜带来节日般的喜气。一些居民喜欢到碧山茶亭旁的南国露天戏院看五毛钱的旧片,下雨天就撑着雨伞看戏。付不起钱的孩子掀开四周吊着的纱丽布,滋滋有味地看免费电影。

根据老居民的记忆,碧山亭第一至第三亭的居民多数是广东人,第四至第七亭则潮州人与福建人参半,第八亭之后为福建人。由于坟山是从第一亭开始发展起来的,可见广东人是碧山亭最早的居民。

李文在碧山亭学校当了29年校长,通过他的口述历史,我们了解到日据时期物资缺乏,碧山亭的机械工匠只好向日本人购买旧金属,用飞机铁做饭锅。新加坡独立后积极发展工业,罗厘将年轻人载送到电子厂和军港(三巴旺造船厂)工作,老人和妇女则在家里养家禽种蔬果。

农民养的猪不多,每户最多十只八只,靠赊账来购买饲料,卖猪后才还钱给供应商。彼此体谅,有欠有还下,猪仔长大了,母猪生下小猪,农民在坟场旁度过一年又一年。

苹婆是碧山亭的特产,三四月开花,八九月结果,果实的味道像栗子。牛车水恭锡街一带的妈姐(自梳女)都有农历七月初七拜七姐(牛朗织女)的习俗,苹婆结果的季节碰上七姐诞,成为应节的供品。老街坊蔡乙权每年都接到许多订单,直到上世纪80年代,妈姐老的老,回乡的回乡,拜七姐的习俗才骤然而止。


(苹婆又叫凤眼果和七姐果,是七姐诞必备的供品)

年关到了,杂货店老板感谢街坊们常年光顾,以瓶装荷兰水(汽水)相赠,开开心心过新年。这些玻璃瓶印着红色狮子商标,俗称红狮汽水,由红狮汽水厂(F&N)生产,大人小孩都喜欢。

平日猪农逐家逐户收“馊水”,吃剩的冷饭残渣跟凤眼莲混合烹煮后,就是猪只享用的美食了。一年又到尽头,养猪人家喜滋滋地提着生鸡活鸭和新鲜鸡蛋送上门,大家寒暄一番之余,骨子里是心照不宣的甘榜情。


(过年有汽水喝,大人和小孩都很开心。红狮、绿宝、可口可乐都是著名的品牌)


日战的记忆


梁少逵和蔡乙权回忆起日战期间,日本战机轰炸牛车水,受影响的居民纷纷徒步前来碧山亭避难,罗厘车则载着住在豆腐街的三水女工到碧山亭寄居。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各籍人士也陆续逃到碧山亭坟场来。显然碧山亭是华人眼中的福地,理想的避难所,大家互相扶持,靠种植木薯蔬菜过日子。日本士兵敬畏鬼神,或许正因如此,居民获得先人眷顾,逃过一劫。

话虽如此,碧山亭还是免不了血的记忆。日战期间,日军兵分三路,沿着裕廊线、武吉知马线和汤申线向市区挺进。碧山亭坟山是汤申线的主战场之一

战事发生在1942年2月14日凌晨,也就是新加坡沦陷前一天。当时英军估计日军会沿着汤申路上段南下,重军部署在碧山亭的西北部。没想到日军避重就轻,沿着布莱德路(Braddell Road)袭击,结果防不胜防。驻守在“90山头”(Hill 90)的第二剑桥郡步兵营(2nd Cambridgeshire Regiment)跟日军背水一战,双方伤亡惨重。15日下午3时30分,联军总部发出最后指示,半小时后停火。 

英军撤退一个多小时后,联军总司令白思华提着英国旗,走到福特汽车厂(Ford Factory)签下降书,新加坡进入昭南岁月。

 “90山头”就是如今的莱佛士书院的所在地。


(图中央的莱佛士书院原为“90山头”,第二剑桥郡步兵营跟日军背水一战,双方伤亡惨重)

李文阐述道,碧山亭战事结束后,大胆的村民走上坟山,触目所见的多数是英军的尸体,身边留下书籍和蚊帐,日军则轻装上阵。当时山上留下一大堆印度军的军服,这些印度军赤着身子跑下山,日军以为是平民,并没有向他们开枪。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下令学校复课,军政府不允许学校教中文,只能教“国语”(日文)。当时老师校长早上都必须学日文,同时接受跑步一小时的体能训练,下午回到学校教书。由于军政府对华人逼害,下令缴纳奉纳金等,本地华人产生抗拒与仇日心理,有些干脆令孩子不去上课,因此很多适龄的学生都失学了。

碧山亭的居民也接到检证的通知,必须准备粮食到中心报到。李文觉得不对劲,决定留在家里,管理碧山亭的宪兵只眼睁只眼闭,结果逃了一劫。那些遵从指示,前去报到的居民下场不一,知识分子一去不回,没再出现过,机械匠、木工头手、农民等则安然回家。 

住在碧山亭坟场旁的顺福村的老街坊许玉泉(81岁),每年都出席在美芝路(Beach Road)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举办的常年祭礼。新加坡沦陷75周年纪念日(2017年)现场,许玉泉告诉我,他的父亲就是大检证时被杀害的。他激动地说,纪念碑使用“死难人民”是不对的,是过于政治化了,应该称为“被杀害人民纪念碑”。

每年都风雨不改,跟许玉泉来到悼念现场的郑有道(76岁)住在碧山亭附近的海南山。他还在母亲的怀抱里的时候父亲已经被带走,永远没有回来,由母亲带大他们三个孩子。郑有道的父亲是暨南大学的毕业生,避过了检证却躲不过汉奸,日军走入海南村,高呼他的父亲的名字,整个村子只带走父亲一人。


(碧山亭坟场的老街坊许玉泉(右二)和郑有道(右一)表示,纪念碑的命名过于政治化)


碧山亭学校


碧山亭学校跟其他学校一样,属于华社自力更生,惠国惠民的时代产物。1936年9月, “广惠肇碧山亭义学”(后来易名为碧山亭学校)在大庙内开课,为甘榜山亭、顺福村和附近的汤申路居民提供正规教育。战前学生家贫,校服也是由校董报效的,战后才自己买布动手做。有些学生连每个月五毛钱的杂费都付不起,由校董赞助。


(碧山亭学校的运动健儿。图片来源:碧山亭)

学校成立了20年后,终于有了独立的新校舍,分上下午班上课。1957年,碧山亭学校跟当时的民办华校一样纳入政府教育体系,成为政府辅助学校。

儿童节到了,校董还会租车,让学生到博物馆、双林寺、虎豹别墅、巴西班让海边等地游玩。新加坡四面环海,我们对海已经见怪不怪。碧山亭有坟山但没有大海,望海对于生活在坟山旁的学生而言是非常新奇的体验,到海边郊游也使老师们乐翻天,穿得漂漂亮亮去旅行拍照。

随着长眠坟山的先民让地,碧山亭学校亦于栽培了数以千计的学子后,结束了时代的使命。1981年,碧山亭学校送走最后一批毕业生的时候,正是新加坡华校消失的年代。


(到海边郊游也使老师们乐翻天,穿得漂漂亮亮去旅行拍照。图片来源:碧山亭)


文化习俗的磨合


还没创建学校的时候,住在坟山的广东人和福建人偶尔会发生冲突。广东人办丧事出殡,必须经过福建人的地方,福建人觉得不吉利,不让棺材经过住家门口,争执得面红耳赤,甚至拳头相见,必须由老人家出面调解。

学校开课后,孩子们都来读书,课余以广东话交谈,林立的墓碑变成捉迷藏的儿童乐园。学校有一份报纸,村民互相传阅,不知不觉中开拓了视野。大家接触多了,进一步了解到不同籍贯人士的礼俗,过去不必要的纠纷就这样迎刃而解。

甘榜山亭住了三户印度人家庭,其中两户(Peritam Singh和Karrupian)居住在靠近入口处,另一户(Muthuaya)住在第三亭,负责打理坟场事务。Peritam Singh 的女儿的中文名“碧丽”来自校长李文,取义在碧山亭学校念书,人长得秀丽。他们一家大小都口操流利的华语和方言,在碧山亭学校念书,跟村民打成一片。

那时并没有现在政府不断强调的“种族融合”的问题,大家已经自然地磨合了。或许是靠碧山亭的山,喝碧山亭的水,已经在青山绿水碧云天间同化了吧!


(图中央的印度女孩“碧丽”一家大小都口操流利的华语和广东话,跟村民打成一片。图片来源:碧山亭)

主要参考资料:

1. 岑康生,“碧山亭重新发展的始末”,http://pecksantheng.com/index.php/cn/history/188-2012-06-28-14-23-00. Accessed 1 Jul 2016。

2. 岑康生,陈翠玲,“大纪事”,http://www.pecksantheng.com/index.php/cn/history。Accessed 2 July 2016。 

3. 陈明鸾,“新加坡教育史--口述历史访谈, 受访者:李文”,新加坡国家档案馆,Accession Number 000109。

4. 韩山元,“守住最后一片乡土——暮色中的旧碧山”,《联合晚报》1987年7月17日。

5. 李国樑,《大眼鸡·越洋人》,(水木作坊出版社,2017),ISBN 978-981-11-5328-0。

6. 区如柏,“从海唇福德祠到绿野亭 谈广客两帮百年关系”,《联合早报》 1987年9月20日, 34页。

7. 区如柏,“广惠肇碧山亭”,《广惠肇碧山亭成立128周年纪念特辑》(广惠肇碧山亭),14页。

8. 曾玲,《福德祠绿野亭发展史:1824-2004》(华裔馆,2005),ISBN 981-05-3286-5,7-8页。

9. “Becoming Bishan, a project in celebration of SG50”, A project of Becoming Bishan Team, Raffles Archives and Museum.

相关链接

Friday, December 15, 2017

“两门”(金门、厦门)的红色记忆

一水隔天涯


厦门金门门对门,大炮小炮炮打炮。

2017年10月天,跟余经仁组织的“报馆旅行团”到厦门、金门行行走走。报馆旅行团的成员有前报人,现在的报馆职员,以及“非法移民”如我。

金门跟咫尺的福建海岸线保留了不同立场的红色记忆,天涯两地有理想,有遗憾。

这里是国共互相轰炸,恩怨聚焦的前线现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烟硝灰灭,江山未老,红颜已旧,情景唏嘘。

现实上,金门隶属于台湾;历史上,金门隶属于泉州。

地理上,金门古宁头跟厦门岛的直线距离只有5公里,烈屿(小金门)则更近;金门的马山观测所最靠近大陆,从哨站眺望,眼前就是少于2公里外的大嶝岛,再远一些的海岸线就是同安了。至于台湾,却在310公里外,怎么看都是天苍苍,海茫茫。


(金门与福建位置图)

金门虽然只是一座小岛,却因为独特的历史渊源,成为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早年金门与烈屿人士离开家乡,到南洋打拼,许多金门人在新加坡跑驳船。今天的新加坡南部滨海码头,仍然是金门人的天下。由于金门长年硝烟,故国难归,日久他乡即故乡,这些金门人已经在异地扎根了。

金门比新加坡还要小五倍,人口更少了,只有5万居民。海外金门乡亲比道地的金门人多,有约22万。金门的主要粮食靠台湾供应,食水则挑战重重。由于金门离岛,开发水源不易,雨量又不多,过去仰赖湖库、地下水、海水淡化等。预计明年底(2018)中国将通过海底水管从晋江输水入金门。


(金门的湖库。2018年底,中国将从晋江引水入金门)

跟当地百姓聊起水供,都表示供应淡水就好,不需要处理过的食水。他们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大陆供应处理过的“食水”,他们会很担心。

大嶝岛设立了免税台湾商业区,由台湾商家经营,厦门的中山步行街也有多家台湾商品零售店。据知好多金门人已经在厦门置产。

大嶝岛正在填土,分两个阶段发展新机场来取代厦门高崎国际机场。估计2040年全面发展后,跟金门只隔800米水路,一道跨海桥就能将两地衔接起来了。这道桥跟主桥长2公里的厦门跨海大桥相比,技术上属于小儿科。

食水、免税店、便利的机场,显然都是大陆摆脱过去以武力来收复台湾的做法,硬的不行就展示软势力。

到时,两岸的地界在哪里?

每年到金门的游客达到一百万人次,其中将近一半来自大陆。过去大家怀着不同的政治理想而火拼,如今一笑泯恩仇。根据当地人的说法,金门每一天都是旅游旺季,没有所谓的高峰或低潮。虽然大陆客的到来,维持了他们的日常生计,但对日益富强,态度强硬的邻居始终保持警惕。

大嶝岛全面发展之日,可能就是中台两岸统一的边缘。对中国而言,两岸统一的千秋大业势在必行。台湾年轻人对两岸缺乏共同记忆,他们不介意去大陆发展赚钱,但统一的观念不强。台湾年轻人的思想与乡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地华人的共识。当然美国乐意见到台湾作为与中国抗衡的策略地带。


(莒光楼:一早就见到熙来攘往的中国游客)


古宁头战役


金门曾经漫天烽火,战地文化成为当地主流文化之一。金门跟大陆长期对峙,源自1949年10月的“古宁头战役”。

1949年10月15日,解放军登陆厦门。两天后国军弃守,解放军在厦门插旗。

10月25日凌晨1点30分,一万名解放军抢滩,在金门古宁头登陆,此战打了56小时, 7千士兵战死,3千被俘虏,解放军全军覆没。

这是两军交战以来,解放军唯一无法翻盘的战役,对日后局势影响深远。如果解放军获胜,可能就没有台湾(国),不需要谈两岸统一。

不过,历史没有如果。

金门之战,国军战胜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用对了人。蒋介石认为守住了金门则台湾可望福建,金门若失则台湾不保,因此不惜一切代价保住金门。在此关键时刻,蒋介石启用胡琏。他命胡琏兵团急援金门,同时又令国民党海防第2舰队率领旗舰“太平”号开往金门增援。

25日凌晨4时30分,胡琏接到蒋介石命令后立刻部署,切断解放军的退路。26日拂晓后,胡琏抵达金门,亲自指挥作战。随后集合岛上国军所有部队,在坦克防卫炮掩护下全面出击,逐步收复各村落和高地据点,并俘虏了疲惫饥饿,已经虚脱的解放军。

菲律宾华侨回乡兴建的北山古洋楼被解放军占领,作为战地指挥所。由于两军炮来弹往,洋楼只剩残垣断瓦,墙壁上有数百个弹孔。这座受保留建筑成为惨烈的困虎斗的最鲜活见证之一。


(北山古洋楼)

这场战役对双方心理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国民党将它宣传为国共内战的转折点。解放军则于日后积极加强海空军力建设,不像过去无知无畏的单靠陆军发起登陆战。


八二三炮战


1958年8月23日的“八二三炮战”,持续至10月5日。炮战由解放军突然发起,厦门前线近500门大炮一齐开火,2万多枚炮弹在一小时内狂泻在金门岛上。国军随后反击。

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在8月2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

炮战期间,双方海军舰艇和空军也进行多次战斗,大陆依旧拿不下金门。10月初,解放军宣布放弃封锁,改为“单打双不打”,也就是逢单日炮击,双日不炮击。于是每逢单日,双方发炮,大人小孩都躲入防空壕。每逢双日,双方都停止攻击,大人小孩拿着椅子,到广场看爱国电影。

1979年1月1日,中国和美国建交。中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国防部关于停止对大金门等岛屿炮击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已经宣布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为了方便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等活动,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历时21年的金门炮战,正式划上句号。

“不经战火洗礼,怎知和平宝贵?”这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古宁头战役65周年纪念活动上说的。


(修复过的“祖屋”)


“反攻大陆”


金门遭受到十万枚来自大陆的炮弹攻击,这些壳成为和平后制造驰名的金门钢刀的材料。壳用尽后,使用入口钢。由于金门钢刀的品牌已经打响,游客依然趋之若鹜。


(金门钢刀的制作过程)

金门三宝除了金门钢刀外,就是贡糖和高粱酒,不过金门的旱地高粱产量不多,不够酿酒。根据当地酒厂的说法,如今多数原料来自华北和世界其他地区。

随着两岸形势的变化,金门这个台湾的军事重镇,在两岸关系中扮演着和平广场的新角色。当地人开玩笑地说,如今一手握着金门钢刀,一手提着高粱酒“反攻大陆”。


胡琏将军


胡琏是金门人的英雄。成功守护金门后,胡琏两度担任金门防卫总司令,全力加强金门的防卫力度,小岛上出现了迷宫般的地下战备坑道、马山观测所和马山播音站、以五年时间,一铲一铲地挖掘出让登陆艇秘密出海的翟山坑道、各种军事伪装和防御工事,成为今天回顾冷战历史的现场。

1977年,胡琏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家属遵从他的海葬遗愿,将骨灰洒在金门和烈屿间的水头湾。


(一铲铲挖掘出来,秘密通海的翟山坑道)


马山观测所


马山观测所为前线基地之一。

据50多岁的前蛙人队长谢先生说,邓丽君每年都到马山劳军。当时下船后必须走一小段水路,由他这个队长亲自抱着邓丽君涉水到有48个巨型播音喇叭的播音站(俗称喊话站)。怀抱佳人,终生难忘。


(马山观测所内的播音站)

邓丽君以一贯的温柔向对岸喊话:“亲爱的大陆同胞们,你们好,我是邓丽君。…我很高兴能够站在自由祖国的第一前线----金门,我感觉到非常快乐,非常的幸福。我期望在大陆的同胞也可以跟我们享受到一样的民主跟自由。…” 


(向对岸播放的邓丽君歌曲卡带)

据说向对岸广播的第一首邓丽君歌曲是《何日君再来》。

邓丽君早逝,无法实现踏上神州大地的梦想。但自此以后,大陆白天有老邓(小平),晚上有小邓(丽君),大家暗地里偷听邓丽君甜美的“靡靡之音”,后来“弃暗投明”,邓丽君的歌声响遍大街小巷。


(马山观测所看大陆,近处为正在填土的大嶝岛,远处为福建同安)


大嶝岛的红色记忆


大嶝岛与金门一衣带水,隔海相望,亦隔海广播,并通过“空漂”,“海漂”来传达讯息。台湾人觉得大陆没有民主自由,大陆人同样觉得台湾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空漂:利用风筝向澎湖、金门、妈祖军民传递家书和宣传品)

大陆的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在大嶝岛对金门进行有线广播,内容不外是国军管制下的台湾生活凄惨,民不聊生,促请台湾同胞深思,完成两岸统一。


(大嶝岛上的“喊话喇叭”)

中国向对岸宣扬社会主义好,金门则向对岸播放邓丽君的甜蜜蜜,希望日后两岸家人过着民主自由的生活。

两岸广播员秉持着各自的政治理想打口水战,没想到2010年在大嶝岛广播站遗址喜相逢,结为密友。中国的前线播音员陈菲菲不经意地穿上了蓝色外套(国民党颜色),台湾的马山播音员许冰莹则穿着红衣(共产党颜色),两人都惊讶地表示纯属意外。


(两岸的前线播音员喜相逢)

站在大嶝岛战地观光园望向金门,时空仿佛旋转了180度。八二三炮战期间,国军向大陆发射了12万颗炮弹,大嶝岛房屋几乎只剩残垣断瓦。

相比之下,大嶝岛的口号标语比金门强悍多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语录、中国式社会主义,给理想主义者对新世界产生了许多希望,甚至为远在新马的青年带来政治理想,投入马共的武装革命,或成为外围组织如新青盟的成员。


(毛泽东语录)


(人民公社:集体主义好)

此文的开头写道:“金门跟咫尺的福建海岸线保留了不同立场的红色记忆,天涯两地有理想,有遗憾。”

这句卷首语对那个年代新马的“进步”青年一样适用。

正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为人民革命而牺牲是值得的,曾经鼓舞了当年新马的“进步”青年进山参与解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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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08, 2017

龙窑 Dragon kiln

本文探索本地的陶艺与龙窑文化,研究内容呈现于鼎艺团的“龙窑陶乐”音乐会(2017年12月3日)

Pottery is an ancient art form that exists since thousands of years ago, and dragon kilns were then used for firing ceramic utensils. Kilns for pottery making originated in China about 4000 years ago. The Chinese civilisation gradually spread to Asia, the Middle East, Europe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the post-Word War II era, Singapore has over 20 dragon kilns in Jurong, Pulau Tekong, Pulau Ubin and Serangoon. But in the 1970s, the number of dragon kilns dwindled to about 10, and they were all located in Jurong.


古老的陶艺


陶艺是古老的行业,龙窑则是过去数千年来烧制中国陶瓷器皿的做法。约在四千年前,中国已经有烧制陶器的穴窑,三千多年前的商朝已经出现了烧成温度更高的半陶半瓷窑。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龙窑分布在福建省(福州、德化)和广东省(潮州、石湾、大浦)等地。龙窑的容量特别大,一次可装烧的器皿从数千件到上万件。

世界各地的古文明国如希腊、埃及、巴比伦等都有古代陶器出土,瓷器则是中国民间独特的发明。由于制瓷的技术要求高,龙窑的温度和胎土都特别讲究,瓷器不只是成为历代皇帝的至爱,它们也成为西方贵族的新宠,甚至称瓷器为 “China” 和 “Chinaware”,以瓷器来代表中国。


龙窑的特征


烧制陶瓷的龙窑依山坡而建,跟地面成10至30度斜角。座落在裕廊的陶光龙窑就像一条长36米的飞龙。

龙窑内部以砖块砌成,外面则使用粘土来固定。龙窑分为窑头、窑床、窑尾三部分:窑头横断面小,便于开始烧窑时热量集中,容易燃烧;窑床横断面最大;窑尾又缩小,采用的是空气对流的原理。烧窑时以木柴为燃料,远看好像一条火龙,所以称为龙窑。


(龙窑依山而建,成约20度角)


(龙窑分为窑头、窑床、窑尾三部分,采用空气对流的原理)

窑尾的烟囱大家都看得见,被忽略的往往是将龙窑和烟囱分开的九洞天子壁。天子壁的九个排煙孔用來调节抽气,是龙窑烧制技术最重要的一道秘密机关。

由于龙窑维持费高昂,消耗体力,窑火不易掌控,加上烧窑的木柴燃料有限,现在以洁净的电窑和气窑取代。这些现代化的窑炉掌控起来简便多了,又可以烧制出各类产品,因此广泛使用。气窑使用煤气,容易引起爆炸,所以本地没有采用。

(天子壁的九个排煙孔用來调节抽气,是龙窑烧制技术最重要的一道秘密机关)

对陶瓷艺术家而言,窑就好比艺术品的心脏,为精心制作的心血赋予生命。龙窑跟现代化的窑具相比,特点在于“落灰”(也称“窑变”),也就是木柴散发出的树脂和高温的火焰跟胎土起化学作用,使到每一件制成品都会出现不同的纹路,每件陶艺品都有各自的生命。烧窑所带来的期待与惊喜,是机械化的窑炉所无法比拟的。


新加坡的龙窑


新加坡的龙窑多数建于1930至40年代,德光岛的龙窑可能是新加坡最早兴建的龙窑。

战争结束后物资短缺,以往从潮州出口的陶瓷线路因战争中断多时,短时间内难以恢复,来自潮州枫溪的商人掌握良机,在新加坡兴建了二十多个龙窑,分布在裕廊、德光岛、乌敏岛和实龙岗。当时的龙窑每七至十天就会烧制一次,生意一片火红。到了1960年代,新加坡大兴土木,铲平小山丘建屋子,龙窑才日渐减少。

不同地点的胎土(陶土)含有不同的矿物质,所以裕廊龙窑多数生产割胶用的胶杯,实龙岗龙窑则多数生产水缸。

由于裕廊的土质和山势都特别好,所以1970年代新加坡剩下的约十条龙窑集中在裕廊,裕廊也称为“瓦窑村”。顾名思义,龙窑的出现就是为了烧制日常使用的“缸瓦”,也就是陶瓷日用品。

座落在裕廊Lorong Tawas的陶光是新加坡仅存的两个龙窑之一,另一个是在陶光隔邻的源发,目前由Focus Ceramic Services管理。不过,陶光是唯一的活龙窑,一年烧窑三至四次,让陶瓷艺术家完成创作的最后一环。

以前裕廊是个山区,乡村人家不是饲养牲畜,种菜务农,就是到龙窑工作。1960年代橡胶业发达,陶光以生产胶杯为主,供应给新马的胶园。1970年代新加坡以胡姬花为国花,国人开始种植胡姬,陶光转制胡姬花盆,全盛时期,每次烧窑制作五千个花盆。两个不同的年代就这样以杯盆养活村人。

(胶杯和胡姬花盆)


烧制陶瓷器


制造陶瓷器讲究的是 “一烧二土三细工”,从选择胎土、控制温度到制成品出窑,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

根据潮州枫溪人的习俗,烧窑前必须依据传统祭拜窑神,祈求神灵保佑烧窑成功。简单的仪式包括上香,以及以“三生”、烧酒、清茶和水果来作贡品,常用的“三生”有烧鸡、烧鸭和烧肉,有些则用白斩鸡和蒸鱼等。水果则使用黄梨(旺来)、苹果(平平安安)、橘子和梨子(大吉大利)。

(拜祭窑神的贡品)

拜窑神有一段凄美的传说。据说明朝有个皇帝(明神宗)喜欢养金鱼(潮州人叫金鲤),下旨要潮州一位姓成的窑匠制造养鱼的大龙缸。州官为了讨好皇帝,刻意恐吓成师傅,若不成功便成仁。成师傅屡试屡败,眼见三个月的时限快到了,梦见火神说必须要有一个九岁的男童祭窑。成师傅夫妇俩生育了八个女孩,老来才得到一个儿子,为了此事哀声叹气。恰好他们的话让九岁的独子听到了,趁年迈的父亲打盹的时候跳入窑尾。龙窑熄火后,深红色的龙缸终于制成了,皇帝非常高兴。成师傅到处都找不到儿子,见到龙窑上小孩的足印才明白是什么回事。原来儿子为了尽孝道,不惜牺牲自己。朦胧中成师傅见儿子托梦,说已经受赐封为窑神,所以至今枫溪人点窑火之前都拜祭窑神。

(烧窑前必须依据传统祭拜窑神,祈求神灵保佑烧窑成功)

烧窑最考究工匠的经验与控制火候的功夫,分成“挤火”和“上火”两个步骤。挤火指的是先以猛火煅烧12个小时,接着就是上火,也就是从窑背的火眼增添木柴,继续煅烧6个小时。

制造陶器和瓷器的差别,除了陶土和瓷土原材料不同之外,就是烧窑的温度了。烧制陶器一般上在摄氏1000度左右,不过窑头靠近火焰,温度可高达1300度。烧制瓷器的窑床温度介于1200至1400度。高温烧制出来的瓷器比陶器坚硬密实得多,精致耐用,也不容易漏水。

陶光龙窑有一个魔术数字:1260度,窑头达到这个温度时,就会将火灶封闭起来,只在窑眼加木柴。

烧窑时温度上升的速度、火焰的性质以及冷却的过程,都直接影响制成品的质量。为了避免制成品碎裂或坍塌,窑内升温过程不能太快,每小时只能升大约50度。当温度升到600度时,陶器的水分已经完全挥发掉,进入稳定的状态,这时候就可以加快升温的步伐了。

窑的温度以温度测量针来测量,不过有经验的烧窑师傅通过观察火光的变化,就能判断温度是否适中。

(观察火光的变化)

烧窑的火焰分成氧化烧和还原烧,取决于空气和胎土的氧化反应。氧气是烧窑时很重要的变因,若烧窑时补充足够的氧气,那就是“氧化烧”;相反的,若刻意让窑室缺氧,使窑火从胎土中吸取氧气,则称作“还原烧”。举个简单的例子,窑室中有充足的氧气,烧制出来的就是白瓷;氧气不足所烧制出来的就是青瓷。

五到七天后,到了出窑那一刻,工匠套上草鞋手套,进入干燥闷热的窑床将制成品搬运出来。

以前烧制产品的考量是越快越好,现在陶瓷艺术家要求不一样,想用龙窑烧出“落灰”的效果,所以会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慢慢烧制陶器。龙窑烧制出来的每件工艺品的形状、色泽、质感,都有它们的自然特色,每一件制成品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陶瓷艺术家所追求的境界。


(落灰(黑色部分)效果的制成品)


外销瓷


新加坡是欧洲的克拉克帆船(Carrack)运载中国的外销瓷回去欧洲的必经之地,圣卡塔琳娜号(Santa Catarina)是其中一艘著名的克拉克帆船。1603年,这艘葡萄牙帆船在新加坡樟宜岸外被荷兰舰队掠夺。荷兰提出的理由是葡萄牙船在航行时漠视海事安全,实际上是觊觎圣卡塔琳娜号上价值连城的外销瓷。这场17世纪初的樟宜海战的历史意义在于奠定了后来的海洋法

新加坡出土的文物中,有一类酱油瓶称为“马可波罗瓶”(Marco Polo ware)。1292年,马可波罗从中国买了一个珍贵的酱油瓶回意大利,好像捡到了宝贝。不过这类瓶子在新加坡和周遭地区是很常见的。

(马可波罗瓶)

新加坡也有出土的越南瓷器。早在将近两百年前,越南的商船已经来到新加坡做生意,以前的新加坡河上还有个以越南的城市命名的西贡岛(Pulau Saigon),岛上有米仓、西米磨坊,椰酒酿厂、屠猪场等。到了1980年代,政府将西贡岛跟河岸连接起来,西贡岛就这样消失了。


娘惹瓷


最具本地特色的是娘惹瓷。娘惹瓷是一百多年前,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的土生华人定做的瓷器。这类瓷器一直风行到1930年代,中国发生战事,影响到这类瓷器的生产。后来新马也受到战争的影响,土生华人的财富不断缩水,导致娘惹瓷器走下坡。

早期来到海峡殖民地的华人男子娶了当地土著女子为妻,后代称为土生华人。土生华人也叫娘惹与峇峇,娘惹为女性,峇峇为男性。他们保留了中华文化传统,日常生活沿袭着典型的华人习惯,使用中国瓷器,过年祭拜祖先等。娘惹瓷是土生华人女性,也就是娘惹最钟爱的器皿。

土生华人除了使用普通的中国瓷器外,有钱的豪门学会了欧洲皇家贵族,买下精致的瓷器来装饰门面。他们的厨房里有平日常用的福建、潮州进口的粉彩或青花瓷器,另外从景德镇订购成套的凤凰牡丹图样的釉上彩瓷器,寓意如意吉祥,花开富贵。这些风格独特的凤凰牡丹瓷器称为娘惹瓷,主要是在一些家庭庆典上如婚礼、庆生及新年吃团圆饭时才拿出来用的。

娘惹瓷中有一种用来装食物的“盖盅”,福建话叫 “kum cheng” (感情),寓意感情不散。这些“感情”是一般的碗盘以外,土生华人家庭最常收藏的瓷器。

(娘惹瓷的特点是釉彩亮丽缤纷,色调以暖色为主)

娘惹瓷最显目的特点就是釉彩亮丽缤纷,色调以暖色为主,而且在每件器皿上,几乎把所有喜爱的颜色如粉红、绿、紫与黄色都用上了。

一般华人的陶瓷器皿都会使用一些红色,娘惹瓷的特点则是不用红色,那是因为红色代表血,是不吉祥的。


将国际音乐本土化的陶瓷华乐


陶瓷的塑造性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陶瓷艺术家一路来都不断创新,给传统工艺注入创新的元素。陶瓷可以制成实用的日用品,也可以作为观赏的珍品、精致的壁画和演奏的乐器。

新加坡华乐团的郭勇德无意中见到一张敲碗的旧黑白照片,感觉很有“feel”,兴起了将陶瓷融入本地华乐的念头。的确,陶瓷音乐不经意地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些母亲一手端着瓷碗,一手拿着汤匙给小孩喂饭时,轻轻敲打着瓷碗,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有些小孩则敲打着碗盘自得其乐。以前一般 “一房一厅一水缸”的家庭,大水缸所发出的“嗡嗡”的声响,则是另一种日常的陶瓷声乐。这些不同的陶瓷用品早已演奏出民间生活的乐章。

民族乐器的发展也是如此,以吹拉弹敲来组织成乐队。古老的民族乐器以打击和吹管为主,后来才逐步演变,吸收了其他民族的音乐风格,乐器变得多元化。

譬如磬(qìnɡ)是民族乐器中最古老的打击乐器。在远古的母系社会,磬称为“石”和“鸣球”,这种敲击的石头(乐石)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打击乐器。

陶罐(击):陶罐古代称为击,是民间流行的打击乐器。用竹棒或木条打击发出声响, 陶罐大小不同, 音调也不一样。

陶笛(Ocarina)则是源自意大利的吹管乐器,可以吹奏出高中低不同的音色,大的陶笛音色低回婉转,动人如萧;小的音色清脆响亮,清澈如笛。

陶埙(xūn)是中国古代的吹奏乐器,有六个孔,跟陶笛相似。陶埙的起源可能是为了模仿鸟兽叫声而制作,用来诱捕猎物。后来增加音孔,发展成可以吹奏曲调的乐器。

郭勇德来到陶光龙窑,竟然这么凑巧,遇见陶光一群人正在敲碗玩乐,演奏流行了几十年的“春天里”。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新加坡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也是一个汇集了世界各地人口的国际都市,大家和谐地一起生活。除了可以通过龙窑烧制陶磬、陶罐、陶笛之外,印尼的屋瓦音乐(Jatiwangi roof tile music)、印度的贾淡瓷鼓(Ghatam),非洲水鼓(water drum)和乌嘟鼓(Udu drum)等,都使用胎土来烧制成乐器,充分表现出开心淳朴,回归自然的情怀。

这些世界各地的原始陶瓷乐器,同样可以通过工艺师的研制,通过华乐融入本地。


龙窑能在本地生存吗?


龙窑的发源地中国只有四条“活”龙窑:江苏省宜兴市的“前墅古龙窑”,广东省佛山市的“南风古灶”,福建省莆田市的“仙游古龙窑”,以及2012年在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复建的30米的龙窑。这些龙窑都被视为珍贵的活文化,视为国宝。景德镇则受公认为陶瓷之都。

台湾水里竹南蛇窯及南投的许多小窑,一般称为柴窑,温度达到1500多度,能够烧制出古玉、金丝等古雅特色的陶瓷工艺品。

怡保新捷成陶瓷厂本来拥有四座龙窑,其中一座已被拆除了。现在很少人愿意日夜守护在龙窑旁,龙窑已经成为夕阳工业。

新加坡仅存的陶光和源发两座龙窑,以每三年更新租约的方式守候着多年的基业,最多延长多六年(2023年),到时再跟土地局商讨。

维持龙窑的成本高昂,单是土地费就已经是一笔大开销,仅凭民间的兴趣是无法取得收支平衡,肯定亏本的。

陶光龙窑是潮州枫溪人创建的, 1965年由现任窑主陈德育的父亲买过来。陈德育的父亲已经是家族的第三代烧窑制陶人了。陈德育读小三时跟着父亲从马来西亚来到新加坡:“我爸在十多岁时就来到马来西亚,来到我叔伯的工厂做工,然后来到新加坡找到这条龙窑,这条龙在新加坡要拍卖给别人,他觉得是一个机会,他也有一个理想,想要有一条属于自己的龙窑,所以就买下来。”

除了燃料问题,龙窑烧制的简单器皿也缺乏市场,所以陈德育决定将龙窑转型,成为陶艺工作者从事创作、烧制和开班授课活动场所。

陈德育的贤内助黄瑞芳祖籍厦门鼓浪屿,1980年代从印尼巨港来到新加坡。

维修龙窑时,黄瑞芳注意到以前裕廊也有砖窑,许多本地建筑所使用的砖块都是裕廊的砖窑烧制的,因此刻意将那些裕廊制造的砖块保留下来。在陶光所看得到的旧日裕廊砖有JURONG(裕廊)、NANYANG(南洋)、SKLEW(SKL砖厂)、GOHBEE(五美)、BINKEOK等。这些砖窑都在过去二三十年逐渐消失了。

(许多本地建筑所使用的砖块都是裕廊的砖窑烧制的)

此外,黄瑞芳也发现龙窑旁边还有个被泥土掩盖过的福建登窑,这些登窑是有梯阶的。在黄瑞芳的努力下,这座登窑终于出土,作为古迹般保存着。

黄瑞芳的个人喜好是制作圆形的陶瓷品,并将自制的花盆与插花艺术结合。她喜欢圆是因为它的起点也是终点,有始有终,代表着幸福、和乐、圆满。绕了一圈还是回到原点上富有禅的意境,人生旅途上许多抉择与际遇何尝不是如此。

(在陶光龙窑内出土的登窑)

陈德育的侄女陈思慧决定走入龙窑,传承家族的文化事业,这条路当然不会是条康庄大道。

从经济的眼光来衡量,龙窑经历过日治与建国的历程,为新加坡独立前后的时代作出贡献。

从历史人文的价值来考量,不保留就会永远失去,政府拨款是十分重要的现实元素。本地一些陶艺家把工作室搬到龙窑,除了本身对传统技术的兴趣外,希望能借助这个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七十多年的陶艺文化,让祖先的文化传承下去。

当然更重要的是大家的思考角度,为什么要有龙窑?龙窑到底有没有保留的价值?

(陶瓷艺术家正在观察烧窑的状况)

主要参考资料
- 景德镇陶瓷词典
- 李国樑,“龙窑 – 不止七十年的乡土文化”,《这里是新加坡·壹》,新加坡书写文学协会2015年10月,ISBN 978-981-09-6468-9。
- 李国樑,“外销瓷”,2016年12月16日。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6/12/porcelain.html
- 李国樑,“从广惠肇碧山亭壁画看石湾南风古灶”,《联合早报》,2016年12月1日。
- 林亦秋,“娘惹瓷独领风骚在南洋”,《收藏》杂志2016年1月20日。http://www.cangcn.com/a/gd/2016/0120/677.html
-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 新加坡土生华人博物馆
- 许愫芬,“燃烧吧!火龙”, 2013年12月23日。https://seventhdusk.wordpress.com/燃烧吧火龙/
- “Awaken the dragon”, A Community Art project. 
- “Ceramic music festival”, Jatiwangi Art Factory, http://jatiwangiartfactory.tumblr.com/post/114917590589/ceramic-music-festival-cmf-is-a-landmark-of-the
- Chan Luo Er,“Chinese dance and pottery kilns are fading away in Singapore”,Channel News Asia 18 July 2015.
- Jesley Chua Chee Huan,“TAN Teck Yoke 陈德育 Vanishing Trades 消失中的行业”, Accession Number 003404,Oral History Centre. 
- Tan Beng Luan,“CHUA Eng Cheow 蔡应绍Vanishing Trades 消失中的行业”, Accession Number 000722,Oral History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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