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ugust 05, 2016

七月歌台

中元节歌台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又是盂兰盆节时。去年(2015)的最后一个农历七月周末,全岛有40场中元节歌台演唱。

早年本地的报章常以“流火之月”来形容农历七月。到了这个时候,民间庆祝盂兰盆节,也就是常说的中元节和鬼节。有钱的商贾和庙宇出钱演酬神戏或木偶戏,点亮了没有电灯的乡野,街坊蜂拥而至,台台大戏都娱人娱鬼。

据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来自《诗经》,“火”为二十八星宿之一。古代说“七月流火”,指的是天气开始转凉,但经过时间的演变,现在已经用来形容七月份天气炎热。

这么炎热的天气还必须穿上华丽的戏服,在聚光灯下又要唱又要打,演完一场大戏的确不容易。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七月歌台开始陆陆续续地出现,70年代末已经非常普遍,80年代末几乎全面取代戏班。

歌台虽然非常风光,但也曾经走过下坡路。90年代的歌台泛滥,品质没有什么控制,粗制滥造之余还有满嘴黄腔和超级清凉装,许多人觉得有伤风化。有些不怀好意的“咸湿佬”(粤语)、“黐哥伯”(潮语)、“猪哥伯”(福建话)(这些方言指的都是“窥伯”)专门俯在舞台前色迷迷的往上瞧,七月歌台跟低俗文化挂钩,吸引不到人潮。为了挽救劣势,台主采取意识更加大胆的做法,结果每况愈下,到了90年代末,已经有式微之势。

在这当儿,我们看到丽星娱乐制作的台主陈志伟很努力地挽救歌台,为歌台赋予新的活力。陈子谦在2007年的力作《881》以歌台人生为题材,拍摄出有笑有泪的电影,同样催生了本地的歌台文化。


(催生后的七月歌台越来越专业化,观众群汇集了男女老少)

881》关于本地七月歌台的发展情况有这样的叙述:

“每年,最喜欢的就是农历七月。七月鬼门开放,好兄弟们出来逛街。这个时候,新加坡特别热闹,看得到的人很多,看不到的,更多!为了让好兄弟们开心,我们就请他们看歌台。刚开始,只有福建戏、潮州戏这些大戏。到了六十年代,逐渐变成唱歌跳舞的综艺节目,这就是歌台。让那些一年只能出来一个月的好兄弟们,一次看到爽。歌台界众多歌星里,观众最喜欢的歌星就是福建天王---陈金浪。”

戏班出身的陈金浪之所以深受欢迎,除了他的歌曲有劝世的意义外,内容也反映了高度发展的新加坡社会里庶民为生活拼搏的艰辛,大胆呈现出跟官方说法唱反调的卑微面。陈金浪在2006年患癌去世,享年45岁。

根据新明日报的报道,《881》上映后,歌台的观众突然间翻倍。日后的中元会歌台越办越盛,整个七月都不够用,农历八月还在继续。我们也看到了歌台文化通过网站、you tube等普及到年轻观众中,陈志伟等人挽救的歌台突然间变成受官方器重的“本土文化”,除了在乌节路、滨海艺术中心等地演出外,也将新加坡的本土文化带到中国去了。

挤歌台


小时候,每逢农历七月,住家附近的振南街(处于谐街(High Street)和福南街(Hock Lam Street)之间)年年都用木架搭建起临时戏台,沿街张挂着各种颜色的灯泡。街边小贩使用煤气灯,点亮了夜间的街道。通常晚上八点左右福建戏班就开锣了,演到深夜11点左右才散场,而且连演两晚。后来才知道维持戏班的费用昂贵,只演一场难以归本,所以都两场两场地演。

80年代初搬到新世界附近的Maude Road(俗称松林板厂)居住,每逢中元节商家都会赞助两场歌台,街坊将马路和组屋底挤得水泄不通。那时候歌台不像现在有时间限制,必须在10点半前结束,难得街坊这么开心,歌台秀演到大家都倦了才喊停。

90年代中在Tampines Mart附近居住,这里的歌台走的是高层次路线,唱的不是普通的流行歌曲和福建歌,而是颇有深度的“洪湖水浪打浪”、“珊瑚颂”、“草原之夜”、“谁不说俺家乡好”等,叫人耳目一新。不过到头来小众敌不过大众,后来看到的是王雷、林茹萍、李佩芬等主持的歌台秀,讲些语带双关的黄色笑话和唱福建歌来娱乐大众。

虽然我不是福建人,但对某些福建歌还是深感亲切的,比如“烧肉粽”、“望春风”、“天黑黑”、“一支小雨伞”等。“烧肉粽”和“望春风”都是邓丽君唱红的歌曲,除了红遍台湾也红遍新马。“天黑黑”这首台湾民谣邓丽君也唱过,早年的新加坡综艺节目也播过,风趣的阿公阿嫲轻易地走入民间。“一支小雨伞”翻译自日本歌曲,歌词“风越大我来照顾你你来照顾我”为人间送暖。

“一支小雨伞”这首在歌台流行一时的歌曲没人再唱了。原来唱歌台最避忌的就是雨天,据说有一年的歌台上艺人唱了这首歌后就乌云满布,下起大雨来,所以以后就有了这样的避忌。

从福建歌风行本地歌台,可看到方言的生命力。1979年推广华语运动以来,终止方言节目已经成为社会常态,但通过歌台可以清楚看到,方言就是大众的母语,还是活在大众的生活中。

此外所看到的是大众对不同方言的歌曲的拥护度。去年的歌台,王雷邀请现场观众以掌声来表示喜欢听哪一类方言歌曲,结果福建歌掌声如雷,潮州歌一半一半,粤语歌曲稀稀落落,海南歌与客家歌完全静悄悄。这个即兴调查除了反映出本地华人的方言结构之外,也肯定了每个星期六晚播出的台湾长寿剧对民间的影响力,“我问天,我问天”几乎成了新加坡各族人士都耳熟能详的“国歌”。

歌台刮起“女人风”


以前的中元节上演的都是福建歌仔戏和潮州戏。到了60年代末,新加坡三大世界(大世界、新世界、快乐世界)的歌台为了谋生,接受了一些订单,到中元会唱歌,结果越唱越旺。根据老行家洪小凌的说法[1],早期唱歌台,不论男女歌星,都必须穿着整齐。70年代新加坡流行台湾歌曲,“今天不回家”、“不得了”等歌曲都在本地翻唱。为了配合这些歌曲,洪小凌的“新凌星歌台”允许女艺人穿迷你裙上台,结果掀起一阵持续不断的跟风。

到了近期,歌台越来越专业化,舞台布置、音响灯光都像夜总会那样。反串演出曾经掀起风潮,男艺人皓皓的美女扮相俊俏,吸引了许多“狂蜂浪蝶”。2013年,警方在男艺人反串这一环节上加强了管制的力度,严厉执法,歌台必须先向媒体发展管理局申请艺术娱乐执照,警方才会发出准证,直接打击了歌台的反串表演。


(资深的王雷也以反串的身份出现在歌台上。图片来源:联合晚报,2015)

根据“公共娱乐和聚会(免除)法令”(Public Entertainments and Meetings (Exemptions) Order),歌台必须符合多项规定,才能得到“免除”的申请资格,大费周章。于是艺人纷纷改变做法,通过模仿女生、动作女性化等方式来达到搞笑的效果。可是到了2015年,反串演出有卷土重来之势,连资深的王雷都穿上裙子出场。关于男生反串这一环节,有人觉得恶心,有人觉得只是娱乐大众,笑笑就好。

歌台也捧红了后起之秀,后继有人。李佩芬从初出道走到今天,能主持能唱,实力一年年增进。“新跑台歌后”陈凯晴在2015年除了当两台的主持外,还唱了126台,风头甚健[2]。


(“新跑台歌后”陈凯晴。图片来源:联合晚报,2015)

中元节的意义


七月歌台跟中元节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连体。中元节随着早期的移民传入新加坡,但庆赞活动简单,只是烧香点蜡烛,焚烧元宝冥纸,广东人称为“烧街衣”。随着社会的发展,才增加了道士做普渡法事,为孤魂野鬼和堕胎夭折的婴灵超度,演木偶戏给“好兄弟”看。

后来的中元会越办越大,除了聘请戏班或歌台外,还有竞标福物,部分善款用来捐助慈善组织,阴间阳间都受用,积福积德。

以巴耶里峇的韭菜芭城隍庙为例,2014年以七万元连办四晚歌台,通过网站直播,上场的艺人也年轻化,富商以23万元来标“发财炉”,成为亮点。Tampines Mart的炉主也有过办两场歌台,答谢鬼神恩赐中马票头奖的记录。喊标所得则捐赠给广惠肇留医院。


(中元节喊标行善)

上世纪80年代我在Philips工作的时候,工友组织了形式简单的中元会。到了农历7月,大家凑点钱,由炉主负责买福物如米糖饼干、罐头猪脚等,放在红色的塑料桶里,插上令旗,一人一桶带回家。

90年代在国防部工作,到船厂巡视时,也会看到工友在船边点香烧金银纸膜拜,有些船员则拿着香进入引擎室拜拜,祈求平安。

庆赞中元之余,不妨重温中元节的来历。根据陈蒨的《潮籍盂兰胜会》[3],盂兰传承自印度的佛教,取自“盂兰盆”一词,原来的梵文“Ullambana”的中译应该是“救倒悬”,意思是用盆子装满百味五果来供养佛陀和僧侣,以拯救堕落在恶道的众生。

陈蒨表示《佛说盂兰盆经》记载了目连救母的故事,讲述目连的母亲做了错事,死后坠入恶道饱受折磨。目连听从佛祖的指引,在农历七月供养僧众,成功拯救了母亲。

到了南北朝时代,梁武帝开始举行盂兰法会,报答父母及祖先的恩德,此后历代帝王也相继举行盂兰盆会,推崇孝道。唐宋之后,目连救母的故事以戏曲形式流传开来,盂兰盆会进一步普及化,成为民间道教的中元庆典,由道士诵经及通过道教仪式普渡不幸逝世的人。

由此可见中元节已经从开始的救济父母的孝道,扩大到施于孤魂野鬼的仁爱精神,为佛教的盂兰法会赋予道德的意义。

[1]黄文车,“市场取向与本地认同新加坡歌台与福建歌曲的发展”,《源》2013年第四期,总期104p22,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2013

[2]《联合晚报》2015年9月13日

[3] 陈蒨,《潮籍盂兰胜会》,p6-7,中华书局(香港)出版,2015年。ISBN 978-988-8366-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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