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December 25, 2009

从1949延伸.....(一)萍芳

小时候每隔三两个月,父亲总会提笔写信,同时汇款回中国的家乡。信是写给一个署名萍芳的女人。在邻居家听丽的呼声的侦探故事听多了,我开始猜测萍芳与父亲之间有什么暧昧关系,又或者萍芳是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妹,吃文革大锅饭,需要金钱上的接济。

后来父亲叫我称萍芳为姑妈,再从一堆照片中找到萍芳和我的表哥(兆江)、表姐们(志明,婉明)的照片。我还是将信将疑,怎么家庭照没有一个男人呢?不过这种话不好讲,以当年父亲的牛脾气,不被骂个臭头才怪!




1980年代中期,中国对外开放,酿起一股寻根热潮。下意识中,我也很希望看看“故乡”,知道什么是“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县沙平镇升平墟维敦乡”,因为每回帮父亲写信封,地址都是这么写的。

1993年秋天。广东鹤山沙平。

我和萍芳喜相逢,见了平生第一面。萍芳重复着父亲说过许多次的故事,不过我一点倦意也没有。


1949,距今60载,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跨越了两个世纪。当年风云变色,时势造就了中国当代历史的分水岭。抗日战争后,国共内战,蒋介石的军队节节败退,到了沿海港口,退无可退,只能跨海,卧薪尝胆,准备有朝一日反攻大陆。最终,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国民党则退守台湾,部分军队驻扎在金门。狭窄的台海,分割了数千年血缘。

当时萍芳决定留守家乡,反正共产不共产,日子还是一样过。国麟(父亲的堂兄)一家子跟着国民军,辗转逃到台北;昆麟和炽麟(父亲的堂兄和堂弟)跑到香港,在湾仔落户;父亲决定去到更远的南洋,在香港上船,经暹罗、马来亚,五天后在红灯码头外乘着接驳船,踏上陌生的新加坡。

萍芳略带无奈,44年前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一家子就这样各散东西。后来她结婚生了我的表哥和两个表姐。至于姑丈,她只是说在八十年代去世,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一晃44年,后辈相逢,是迟来的缘分。

隔天,萍芳带我到乡下走一趟,维敦乡的小石屋与屋外的一池秋水就是父亲的童年。我只觉鼻子一阵酸。如果不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如果不是改朝换代,也许父辈家族还在维敦乡过着俭朴自在的生活。明天的未知数,使他们各奔前程,各自选择另一个未知的未来,在不同的落足点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衫子桥)



(三十五平方米的土地,窝着父亲的童年)







在沙平小住数天后,临行前我邀请萍芳一家子到新加坡来,保证金等我可以代付,然后续程前往伦敦,投入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萍芳、志明和玉星(婉明的丈夫)从县级到市级到省级,不晓得花了多少人情费,半年后才获得出国签证。

1996秋天,他们终于踏足狮城,在我家住了一个星期。一方水土一方情,都市化的节奏,没有午后的小休,早出晚归的生活,各肤色各种族参杂的语言是两地最大的落差。他们最喜欢圣淘沙的音乐喷泉和周遭的夜色。我也被音乐喷泉和喷泉花园的独特风格迷住了。今天这片园地让贤给IR,反而少了人文气息。

回国后不久,萍芳归西了,表姐说她是安祥地告别人寰的,她是人群中一个平凡的妇女,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出生于某个年代,最后以微笑放下一生。有人说心愿未完成,人还会有搏斗的勇气,心愿达到后,就会安心地离开这个缤纷世界。至于过去的种种经历,无论是轻描淡写或是刻骨铭心,到了这一时这一刻,都已不重要了。

Friday, December 11, 2009

在森林和原野

苏杭园林是一幅水墨画,杭州还是中国十大宜居城市之首,除了山青水绿之外,千年来的文化素质与江南才子的风采都打造了苏杭。


那年在苏州,一位当地老师说苏州人是以金钱来换取生命,在平淡中制造生活品味;新加坡人则以生命来换取金钱,即使是旅行也是行色匆匆,还来不及认识一点风土民情就匆匆收拾行装,准备下一程了。换言之,新加坡人劳劳碌碌,眨眼间惊叹年华似水,还没睁开双眼好好地看一看枕边人,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谈得兴起,我们打壶西湖龙井,在充满绿意的环境中度过浮生半日闲,倒也赏心悦目。驾车不一定要走快车道,偶尔放慢速度或者换个车程,不一样的风景或许会给人带来惊喜,别有所悟。

绿是大自然的颜色,在人类心理学上,起着冷静和谐的调息作用。近日来在哥本哈根的国际环保会议上,终于以尊重地球为前提,取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基本共识。

二氧化碳是大气中的主要污染物资之一。通常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约为0.03%。如果含量超过0.05%,人就会感到郁闷,头晕;达到4%时就会出现心悸、呕吐等症状;达到20%时人就会死亡。

森林是消除二氧化碳,保持氧气来源的重要环节。每公顷草坪每天能吸收900kg二氧化碳,生产600kg氧气。每公顷阔叶林每天能吸收1000kg二氧化碳,释放730kg氧气。相比之下,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0.75kg氧气,排放出0.9kg二氧化碳。每公顷阔叶林能养活一千个成年人。

在污染的环境中,空气中散布着约37种杆菌、26种球菌、20多种丝状菌和7种芽生菌以及各种病毒。在百货公司、电影院等公共场所每立方米空气中含菌量可达到49700个,在人少树多的山区,每立方米空气中细菌的含量只有1046个,相差47倍多。在一般情况下,每立方米空气的含菌量,城市要比绿化区大7倍多。这间接解释了为何这些年来的流感特强,最好是别中标,否则打个喷嚏也可能是大事!


1819年新加坡开阜,82%的土地属于热带原始雨林的腹地,两百年城市化大工程后,如今新加坡只剩下5%的次生林。不过别小看这5%的森林地带,它是自然界的绿色走廊,除了平衡生态之外,也给我们提供购物商场以外调节身心的另一类选择。


最近放下屠刀,走入次生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站在树顶好好地看树,原来新加坡的树是那么婀娜多姿,富有层次感。只惜华文水平江河日落,没有昔日诗人墨客的文采,为它们写下流芳百世的动人诗篇,只好退而求其次,以个人的审美角度来捕捉凝留的林间。

路线(全程约九公里):玛朗小径(Marang Trail),花柏山公园小径(Faber Trail),亨德申波浪桥(Henderson Waves),直落布兰雅山( Telok Blangah Hill Park),山峰小径(Hilltop Walk),丛林小径 (Forest Walk) ,亚历山大拱桥 (Alexandra Arch) ,园林径 (Flora Walk),天篷走道 (Canopy Walk) 。




Friday, December 04, 2009

西贡之春

西贡原是南越的首府。1976年,北越统一全国后,为纪念越南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胡志明,将西贡改名为“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是今日越南的首都,欣欣向荣。

香港也有个西贡,位于新界东部的西贡半岛,面向西贡海,有香港后花园的美喻。早在14世纪已经有渔民在西贡居住,渔民经常在此聚集,因而逐渐发展成一个海鲜胜地。

香港的“西贡”一名,据说在明初才出现。从明成祖永乐三年至宣宗宣德八年,明朝曾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在这七次下西洋后,不少东西亚、中东沿海、东非等国家也向明国进行朝贡或贸易。当时,西贡便是西来朝贡船只停泊的一个港口。久而久之,这里就被称为“西贡”,有“西方来贡”的意思。

新加坡也有个叫西贡的地方。多了流莺,西贡也给人制造多几分联想,以为是在芽笼、如切、或是安祥山等地。新加坡的西贡其实是西贡岛(Pulau Saigon)。更贴切地说,应该是新加坡曾经有个西贡岛,就在Mohammed Sultan Road附近新加坡河的南岸,衔接河的两岸的是西贡桥(Pulau Saigon Bridge),也是步行桥(Foot Bridge)。不过新加坡的西贡,并没有“西方来贡”的考证。

1890年代的西贡岛





西贡桥俗称屠猪廊桥,因为桥边曾有个屠猪场。西贡桥早在1890年落成,当时岛上有西米磨坊,椰酒酿厂等。命名西贡岛,也许早在十九世纪越南和新加坡已有来往,在西贡岛上进行商业交易。

西贡岛还存在于1980年代的新加坡地图中,过后才与河的南岸合为一体。西贡岛曾经为新加坡建国贡献出一份不可抹煞的功绩。有河的地方就有生命,早年新加坡河是新加坡的经济命脉,驳运业一支独秀。当时企业家在新加坡河上游Pulau Saigon, Kim Seng Road 和 Robertson 等地点设立船坞,在狭窄的河床上进行造修驳船的工作。驳船有了便利的后勤支援,穿梭于短短的一段新加坡河水域,写下新加坡跻身亚洲四小龙的历史篇章。


1970年代。记得当年年纪小(中学生,其实是尴尬年龄),早上上学和两位就读于母校附近的南侨女中的女生同路,走过警察局和游泳池,皇家山麓国家剧场的红砖尖顶指向苍穹。Clemenceau Avenue 和River Valley Road十字路口交界处是我们“分手”的地方,她们往左沿着新加坡河北岸上学堂,我则往右走过登路兴都庙(Sri Thendayuthapani Temple) 就到校门口了。


每个星期六的周末统一测验后是大解放的时刻,和同学们在乒乓室挥霍青春,流了几小时的热汗后,也是两位女生课外活动结束的时候,我还会带着轻松的心情走到西贡桥畔,等她们一起步行到海山街明记打包糕点,再一块儿打道回府。

当时三小无猜,为的只是清晨上学的路上有个伴,分享校园生活的苦乐,周末下午带着一身汗酸味走上归途。

三十余年后的下文呢?中学毕业了,一个纯纯的年代也结束了。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Friday, November 27, 2009

湿漉漉的温情

近日来昇菘超市以2555万元的献议价,向准备转换跑道的喜敦控股(Heeton Holding)收购五个湿巴刹。在这个自由贸易挂帅的大千市场,你情我愿的商业交易本来屡见不鲜,没想到湿巴刹与超市竟然成为热门课题,一些新加坡老百姓还签名请愿,表现了他们认真和感性的一面。

单从商业利益考量,或许湿巴刹转型成为超市是大势所趋,这就如当年的传统杂货店在面对NTUC、Cold Storage等超市十面埋伏;小书局面对大众书局、MPH、Time Bookshop 等大型书商的包抄下,挣扎求存的困境。以卫生与安全条件来说,超市确实比湿巴刹优异多了。货物的价格则半斤八两,各有千秋。

超市货品琳琅满目,一站式的采购方式方便紧张的都市人,尤其是对湿巴刹有认知但不怎么认同的年轻一族。不过超市还缺乏浓郁的人情,给人冷冰冰的感觉。对湿巴刹的怀念,在于甩不掉都市生活中被抑制,逐渐流失的人情味;甩不掉交换生活资讯、说说闲话和讨价还价的乐趣。所以湿巴刹与超市的抗衡,是历史与前瞻、商业与道德之争,也是人的情感与归属之争。

当年的湿巴刹并不局限于同在屋檐下的菜市场。潮州巴刹、三马路(奎因街,Queen Street)、牛车水戏院横街(丁加奴街,Trengganu Street)、福南街(今天的福南中心所在地)等都是显赫一时的露天市场。大清晨一天的生活便开始了。将近入午时分,摊贩们或挑着担子、或推着三轮车、或骑着三个轮子的摩哆车,各自打道回府,繁忙的街市回复宁静。生活简单,周而复始。

三马路(奎因街,Queen Street)


丁加奴街,Trengganu Street, 中午打烊时分


福南街(今天的福南中心所在地)

当年跟祖母上巴刹,短短的一条福南街可以呆上一个多小时。还不是在街头跟鱼摊大婶闲话家常,谁家的老婆又被好赌的老公揍了一顿泄愤,谁家快要嫁女儿,在小坡的鸿运楼摆喜酒;然后走到街尾跟街坊嘘寒问暖,好像久未谋面一样。扭伤了脚踝么?黑鬼拳头油最好,擦两次就痊愈了;孩子吃不下饭?去药材店买三毛钱山楂墨芽谷芽,煮二十分钟,喝了不久就会上厕所大解放,过后就胃口大开了.....。

过去的事物总叫人缅怀。站在福南中心,脚底下是童年的福南街,精心营造的福南中心唤不回昔日街景昔日情。倒是在台湾转一圈,台北的士林夜市、基隆港的基隆夜市、高雄的六合夜市等,还蛮贴切地保留了当地人的生活与回忆,也给生长在岛国的我们一些怀念。这种不纯粹以旅游为出发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还保存着缕缕相思情的温馨处事方式,叫人津津乐道。

湿巴刹不止是湿巴刹这么简单,它有多重功能,集资料室、情报局、心理咨询、大众学堂于一身,更难能可贵的是市井小民的“情”。邻里之间的友情亲情温情,就维系于一线人情。人情线是很脆弱的,就像风筝断线后,只有扼腕叹息的份儿。湿巴刹是爱的学堂,在潜移默化中教育数代人如何面对生活,如何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珍惜都市生活里的温情。







1987年,新加坡最后一摊街头菜贩搬入牛车水大厦,新加坡早晨街市的风景线从露天进入屋檐下。二十余年后的今天,正好是另一代人成长,组织新家庭的时刻。未来属于这一代人,他们会维护上一代人的感情线吗?


基隆港,基隆夜市

唔...简单的商业收购活动其实一点也不简单。

Friday, November 20, 2009

堆砌情感

年初通过参与Christian Lacroix的舞台服装设计展览,对登上世界级舞台的服装制作有多一些认知,不得不佩服服装设计师的灵感巧思。一张桌布、破旧的窗帘、手术室用过就丢的‘纸衣’(特卫强,Tyvek)、跳蚤市场的二手货都可以登上大舞台,演绎一场场的古典与现代神奇。

Christian Lacroix的一款服装设计是补丁式(patch work)服装,用于《卡门》这部歌剧。年少时见过也穿过补丁的衣服。补丁的衣服其实就是衣服穿了洞,用另一块布把洞补好,就可以继续穿了。

(卡门-吉普赛女郎的舞衣)

(Christian Lacroix 的补丁式礼服, patchwork gown)

后来进入嬉皮士年代(70年代初期),补丁的牛仔裤成为时尚。为了跟得上潮流,好些同学还把好端端的新裤子剪几刀,再来个补丁大行动。时尚的魅力可见一般。

(补丁被,也叫百纳被)

童年时代祖母从三姐(我的同学明才家中的妈姐)那儿学会了缝制补丁被。住尾房的女装裁缝师雪姐知道祖母的心愿,义不容辞,把大大小小的布头布尾送给祖母。补丁被的制作是针线功夫与图案彩色的结合体,过程看似简单但费精神,先把碎布剪裁成一般大小,然后一片片堆砌妥当,一针一线缝合在垫底的布料上,就制成一张美观的被子了。当时睡前盖上这么漂亮的爱心被,梦境也特别香甜!

1998年重回伦敦工作一年,抵达时正值严冬。一年后离开伦敦,还是严冬。这一年的光景已经跟桂平的妈妈建立起忘年之交。离别前她叫我把手信带回家。大纸袋所承的是两张补丁被。噢,童年!


(桂平的母亲送的百纳被)

她说从马来西亚来到伦敦这些年,带大两个外孙,现在有空重拾女红,缝制了两张补丁被。外孙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成长,对补丁被没有感情,也许我会有兴趣,就让我带回新加坡吧!

陡然间想起祖母在黄色的灯光下,一针一线缝制第一张补丁被时,那副全神关注的神情。

樟宜博物馆也有一张补丁被,不过是义工的复制品。通过补丁被,还可以看得到来自不同国籍的人士在新加坡樟宜这片土地上所流露出的缕缕真情。

日战时期,被囚禁在樟宜监狱的不只是军人俘虏,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加拿大籍妇女Ethel Mulvaney 想到缝制补丁被,一方面让妇女们打发时间,另一方面或许可以通过补丁被来传达讯息给正在受苦的丈夫、爸爸和孩子,叫他们支持下去。只要有求生的信念,就会有回家的一天。


(樟宜博物馆内复制的百纳被)

据说有四百人参与补丁被活动,她们在被囚禁的首六个月缝制好四张补丁被,给男人带来勇气与希望。

六十七年眨眼流逝,这段时间已经足以孕育三代人。四张补丁被的下场如何?一张补丁被下落不明,至于另外三张补丁被,两张保存在澳洲Australian War Memorial Museum, Canberra;一张补丁被在英国Surrey的红十字会展示。

桂平一家人就住在这儿附近,她妈妈在Surrey送补丁被给我,不晓得是巧合,还是冥冥中的安排?